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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百萬還是一百萬，現在事情就因這數目僵住了。馬他耳堅持三百萬才肯幹，而華西列夫只答應出一百萬，於是爭吵不已。最後，在哈桑·巴達維的調解下，馬他耳很不情願地答應減至二百萬，不過要先付六十萬作為預支款。對此，華西列夫感到很為難，說：“這事我個人做不了主，我得和別人商量一下，才能決定。”

華西列夫去向高米亞科夫請示，高米亞科夫儘管事先有亞歷山大·薩哈羅夫斯基局長交的底，但心裡還是感到不踏實，便於9月9日帶了華西列夫搭乘蘇聯航班飛返莫斯科。因亞歷山大·薩哈羅夫斯基不在蘇聯，他們便直接去向克格勒總部請示。

克格勒總部聽完了他們的彙報後，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訂出了一個周密的行動計劃，連同活動經費預算，送交政治局稽核透過。

計劃很快就得到批准，因為當時的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十分焦急，要求克格勃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務必弄一架蜃樓式飛機回來。由克格勃研究訂出的計劃，政治局認為切實可行，並下令要高米亞科夫和華西列夫立即返回貝魯特執行。同時，還講明無論如何要把飛機弄回來。高米亞科夫和華西列夫當即飛返貝魯恃，他們還帶了一系列詳盡細緻的指示，這些指示是用俄文和法文寫成的，以保證他們和馬他耳都能瞭解得完全正確，不會有任何誤解，導致行動上的差錯。

9月中旬，他們回到貝魯特之後，華酉列夫把馬他耳約到他那間在離蘇聯大使館三個街口遠的蘇聯外貿團的公寓七樓的住所去見面。馬他耳應約前來，華西列夫將他引入客廳，那裡還坐著一個蘇聯人——高米亞科夫。

高米亞科夫對馬他耳說：“我們已同意了你提出的二百萬美元的要求，不過，講到預支，按做買賣的常規，支六十萬未免太過了點，還是按百分之十預支吧，那已是二十萬了，足夠你安家的了。”

馬他耳無可奈何而又勉強地點了點頭。

高米亞科夫於是問；“你打算什麼時候實行這次偷機的飛行？”

“我10月3日預定要作一次訓練飛行的。”

“好極了！到時候我們會做好一切準備接你的。另外，為了你妻子兒女安全，最好是在這幾天把他們送到莫斯科去，你們今後一生就可以在蘇聯過著高枕無憂的豪華生活了。”

馬他耳拒絕道：“不！我妻子不會到蘇聯去的，我講老實話吧，我並不信仰你們的制度，我答應偷飛機只是看在錢的分上，並非出於什麼思想認識的原因。我已同妻子商量過了，我們打算在瑞士過下半世。”

高米亞科夫對馬他耳斷然拒絕在蘇聯生活並不感到受窘，他預料到有這個可能，他在阿拉伯國家做過九年間諜工作，對阿拉伯人太瞭解了！於是，他說：“中尉，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你要到哪兒去隨你的便，你為我們幹好這工作就行了。我們會關照你下輩子的。當然，要是你欺騙我們的話，我們也會關照你下半輩子，要你的命的。”

馬他耳冷冷地說：“我不在乎你說些什麼，我會做我的工作，不過在我起飛之前，一定先得拿到那二十萬美元。先講明瞭，我可不要現鈔，拿一大捆外幣我無法處理，既不宜存銀行，放在家裡又怕被偷掉。再說，我不會分辨偽鈔，誰知道你給我的現金是真的還是假的。”

高米亞科夫點頭道：“也可以。9月30日晚上，我們在這兒再碰一次頭，對飛行計劃作最後一次討論。支票，到那時會交給你的。”

克格勃的這次行動，直到那天晚上高米亞科夫和馬他耳這次談話後，才向蘇聯駐黎巴嫩大使薩巴瓦爾·阿茲摩夫透露。這位大使對此行動極為擔心，立即指示大使館二等秘書打了個電話給美國大使館的政治官員，說大使先生由於身體不適而取消了原定在10月1日和美國大使的會見。對方問美國大使什麼時候可以過訪，這邊的回答是“過了10月3日再說”。

9月30日晚上，馬他耳中尉按約來到華西列夫寓所，和華西列夫、高米亞科夫進行起飛前的最後討論。一見面，高米亞科夫便交給馬他耳一張二十萬美元的支票，是1969年9月29日由莫斯科人民銀行過戶的，寫明支付給馬他耳的父親，那是馬他耳要求的。高米亞科夫另外還給了馬他耳二千五百美元現鈔，說是給他太太在歐洲生活的費用。

華西列夫對航空方面比較熟悉，將克格勃關於這次行動指示的法文字慢慢讀給馬他耳聽，講清楚這次飛行的準確高度和航線：“在飛到一千米高度時，向貝魯特機場控制塔報告，說發動機出了毛病，操縱舵失靈，然後發出緊急求救訊號。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