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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地區發生數萬中國邊民集體衝關外逃投往蘇聯的事件，這就是當時震驚世界的“伊塔事件”（也有稱“伊犁事件”的）。“伊塔事件”是蘇聯克格勃一手策劃的，事先有為數不少的克格勃特工以“蘇聯僑民”、“走親訪友”的名義在伊犁、塔城等地進行秘密活動，對中國邊民進行反華宣傳，最後促成了這次事件。當時，在塔城“蘇僑協會”當雜役的馬午生，事先曾兩次向我有關部門報告了他所知曉的關於該事件先兆的蛛絲馬跡。“伊塔事件”發生時，邊民外逃持續了三天三夜，許多人是全家外逃，有的村子逃得只剩下十幾人。馬午生的妻子在境外有親戚，見同村有不少人外逃，便也動了念頭，提出要全家越境投奔蘇聯親戚。但馬午生堅決不肯，結果其妻帶著一對兒女扔下他走了。

外逃的人中，有的還趕走了生產隊的牲口、大車，車上裝著集體的財產。馬午生見狀，堅決阻止。他在北疆寒意十足的春夜裡，光著膀子站在村口橋頭，大叫著“誰要帶走集體的財產就先把我姓馬的殺了”，伸開雙臂攔住大車。結果，他所在的生產隊的大車、牲口一輛一口也沒被外逃者帶走。在阻止過程中，馬午生被毆打成傷，但他毫不退讓。

“伊塔事件”結束後，政府在處理善後事宜中，瞭解到馬午生的表現。他受到了表彰，出席了公社、縣和地區的先進分子代表大會，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人物。“文化大革命”伊始，每有外地紅衛兵來當地“串連”，馬午生總被作為“反修標兵”而去給他們回憶九年前“伊塔事件”中他的事蹟。紅衛兵送給他的《毛主席語錄》、像章、袖章，積存在一起竟有滿滿一木箱。所以，馬午生在當地，是一個積極進步的人物。這樣的人，竟會有偷竊行為，自然令派出所長感到不可思議了。

派出所長介紹完馬午生的情況，說：“為慎重起見，我建議你們還是認真細緻調查一番為好，我們要對馬午生負責。”

王松、徐佩豐同意這一觀點，表示不會草率行事，更不會妄下結論。他們決定去巴拉坎大隊深入調查，當然，無論以哪一方面來說，都不宜公開身份。因此，他們要求派出所方面予以協助。派出所長便把兩人作為‘’縣革委會農業組（即“文化大革命”前的農業局）工作人員”介紹給公社革委會，還真的陪王、徐過去了。王、徐也只能假戲真做，稱是奉命下來調查農村社員科學種田情況的，想跑幾個大隊，先去巴拉坎大隊，因為該大隊的糧食畝產一直處於全縣前茅。公社革委會哪知底細，當即出具介紹信，兩人便趕到了巴拉坎大隊，在大隊部住了下來，開始對馬午生進行秘密調查。

由於有派出所長那番言語，王松、徐佩豐也真怕有人冒名頂替馬午生在塔城行竊，所以他們先查事發時間馬午生是否在生產隊，查下來馬午生果真外出了。

接下來調查兩個問題：馬午生是否真的奉派去採購桐油？他是不是完全文盲？結果，兩個偵察員巧妙地從生產隊長那裡瞭解了以下情況：馬午生確實是為生產隊採購桐油，那是他自己主動向生產隊長提出的，而並非受生產隊所派。本來，這個季節不是給木器塗抹桐油的季節，木器上桐油應當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這一段時間裡，但生產隊長考慮到馬午生是個“名人”，只怕他幹活覺得累了，想弄樁外出差使輕鬆輕鬆，也就不便駁他的面子，於是就同意了。沒想到從大隊傳來訊息，說馬午生在塔城行竊。次日，馬午生從塔城回來了，出乎意外地卻帶回了十來斤桐油，他向生產隊長敘述了自己在塔城遭竊後無奈而被迫行竊的經過，說返回時從吉也克鎮上的一位朋友處借了錢，買來了桐油。生產隊長雖然對他不在吉也克鎮上採購桐油而非要捨近求遠去塔城一舉感到不解，但還是為他“出於公心而行竊”所感動，在家裡殺了只公雞請他喝了頓酒。至於被竊去的錢，那按照規定只好由馬午生自己負擔了，生產隊長不能開“報銷”之例。馬午生沒讀過書，但他在部隊裡學過幾年文化，其水平相當於小學四五年級，能看報紙，也能寫寫信。

王松、徐佩豐出於謹慎，沒和馬午生作正面接觸，便返回縣城向劉斯勳副局長彙報了情況。

劉斯勳聽了偵察員的彙報，沉思良久，眨著眼睛道：“如此看來，這個馬午生在唐家乙那裡說廠假話，他所具有的文化水平應當是識得瓶子上所貼標籤上的‘鹽酸’字樣的，他的塔城之行其實完全是為了盜竊鹽酸。一個農民，如此迫切地要鹽酸幹什麼？……唔，看來，有必要還要調查一下馬午生是不是去7801醫院行竊的那個人。你們知道他穿幾碼的鞋？”

“這個不清楚，為防打草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