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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粗的同伴美國宇航員馬林·卡洛斯·諾列加的幫忙，任務總是完不成。所以在突發事件中，都得看馬林的。比利對我說，我能夠使自己避免完全變得死沉的任何努力都受歡迎。

我在由前進號補給飛船送來的慰問包裹中曾讀到一些剪報，宇航員約翰·布萊哈，我“和平”號上的前任，必須用擔架抬下太空梭。他描述當時的感覺“重得我一點都不能動”。約翰接著說他感覺自己重1000磅，被釘在了甲板上。“我甚至不能舉起自己的手臂，更別說站起來走路了。沒門。”

我瞭解約翰。他是個堅韌、有決心的人，在短期的飛行之後，他能毫不費力地走下飛船。我想著自己日益接近的著陸日期，我變得有些焦慮。我的訓練足夠嗎？我對自己的要求夠嚴格嗎？更有意義的是，我會不會是那些人中的一個，出於什麼原因，幹得不怎麼好？

在著陸那天干得好不好是相對的。著陸後宇航員們通常從太空艙中被送出來，立即抬到臨時醫務帳篷中的沙發上，送往哈薩克。有些人堅持要走。在大鬍子的俄羅斯人的攙扶和全程半拖半拉的狀態下，他們搖搖晃晃地走兩三步。在星城，我後來聽說有個搖搖晃晃的宇航員說他“著陸時感覺棒極了”，能夠走一千米。錄影剪影駁斥了這些大話。

其他的宇航員告訴我，有的船員重返大氣層時一直嘔吐，在降落傘開啟之前基本上已經喪失行動能力了。砰然落地，緊接著發現艙裡的宇航員已經頭腳倒置地掛在座位上，慘劇至此才算結束。甚至於有些美國的宇航員，在太空中僅僅呆了十天，著陸後就很難調整自己的狀態，感覺到虛弱、噁心，需要在別人的幫助下離開飛行器。

著陸前的那晚，我與亞特蘭蒂斯號上的每個成員分別談論關於我對著陸的計劃。我告訴他們每個人，在我腦中，當亞特蘭蒂斯號的輪子接觸到佛羅里達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跑道時，我的任務還沒有結束，只有在我下了太空梭，與我的家人見面，透過醫療測試，接受媒體訪問，回到船員住所關上房門，撲通一下倒在床上時，我的任務才算結束。作為“和平”號成員中的一員，在過去的132天中我已經克服了許多不利情況，我不會在著陸的這天放棄。我希望靠我自己的力量走下飛機，即使那意味著爬行。如果他們必須將我抬上擔架，沒關係，但那必須是在我筋疲力盡之後。我必須有始有終。

著陸的一天到來了。我鑽進我的亮橙色的起飛與返回的宇航服，穿上降落傘的盔甲，坐進了我的座位。在繫緊盔甲的降落架之後，我又鬆鬆地繫上了肩帶和腰帶，防止自己從座位上飛出來。然後，繼續我的流暢的著陸程式，喝下第四包鹹雞湯。在太空中，因為失重，身體中的水都流向頭部。頸部的頸動脈壓力感受器會告訴腎臟身體的液體過剩。腎臟將假想的多餘的液體轉化為尿液。結果是相對的脫水。因為重力很快會恢復，補充液體，重新擴張血液容量是十分重要的。在座位上感到有點撐但很舒服，我閉上眼睛，打個盹。

我沒有睡熟，我一直監視著休斯頓與飛行控制檯上的查理之間的無線電通話。海角的天氣不太好，決定推遲一個軌道週期，在下一週試著著陸。那意味著再有90分鐘。我認為深謀遠慮的做法是再用一次洗澡間，再強迫自己喝下更多的雞湯。又圍繞地球轉了一圈，在可能著陸的最後時刻，指揮中心決定海角的天氣夠好，我們可以“變成火球”了。我們都為這個好訊息而歡呼。

在我的腦海中，太空飛行最令人驚歎的一幕就是脫離軌道的燃燒和著陸。儘管起飛的強烈動力提供了精彩的表演，著陸的技術與精確才是真的令人驚歎。這項任務從軌道上25馬赫的速度開始，到肯尼迪航天中心跑道上的0速率為止。為了完成這個任務，在澳大利亞或太平洋上空的某處，飛船的引擎會指向我們移動的方向，然後精確地燃燒一段時間。燃燒持續的長短必須準確無誤，因為我們必須精確的減慢一定的速度，好從一個安全的角度，正確的位置進入大氣層。燃燒結束之後，飛船實際上就變成了一架滑翔機從空中墜落。沒有進一步的方法調整我們的程序，或是在跑道上盤旋，試圖第二次著陸的機會。

這是一錘定音的買賣。燃燒必須精確，否則我們可能連地球都碰不到，更別說佛羅里達或是以一定高度與空氣速度接觸肯尼迪航天中心跑道的末端。

當亞特蘭蒂斯號在厚厚的大氣層中減速的時候，它不停地震顫。我們被包圍在一個離子火球內，周圍的聲音很像加速的機車。隨著高度的下降，雲彩開始在我們下方越來越快地颼颼掠過，直到他們就在我們身邊尖叫。“嚯嘿，在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