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部分(第1/4 頁)

。我之所以對金魚眼在號內受人欺負是從人情上來說的。還有一點，警察要是犯了法，是要異地關押的，是不能關在本市的，這裡面的原因老大你應該知道的。

6。關於警察刑訊逼供的方面我還想再說一點，老大你不要認為我們幹警察的想刑訊逼供，那都是被任務逼的。沒人主動想這個。說見事吧，我們這邊檢察院有個規定（這是個公開了的規定，一個局裡每次開會都要提幾遍的規定）一個檢察人員要是能把一個警察給送進去，檢察院給他報三等功。三等功啊，一個警察要捉多少罪犯才能報三等功呢？唉，我說的是事實，你可以問問你的警察哥們。

7　關於你認為中國警察不能說的問題，我想再補充一下，是真人真事，有個姓唐的警察，一年前是我的同事，現在他調到其他所去了，他買了供銷社三間屋地皮，有手續的，也辦了土地使用證，結果卻只蓋了兩間屋的房子，因為他有一個鄰居，那個鄰居認為那一間屋地勢是他的，這事到了法院，法院判了那間房地皮是屬於我同事的。已過了一年了，我的同事還是建不成那間房。他那鄰居我認識，也打過交道。是個閒人，沒工作。最喜歡的就是瞎寫些材料到局裡告警察，有時寄到省裡告警察。我也被他告過，局紀委還下來調查過，我也被叫寫了許多事情經過，也被找過談很多次話。事實證實了我的清白。警察辦錯案要吃官司。老百姓告錯了，一點責任卻沒有。這點讓我很是想不通，不過他告我，我也有點好處，那就是一兩天可以不用上班，去局紀委那坐坐也好啊。

8你說的你2000年10月被刑拘的，轉年8月下判決。這事我信，但如果真是那樣，你在看守所中的行為就不是你書中寫的那樣。我也有例項，好像也是2000吧，要不就是2001年，跟我父親一個爺爺的人，我喊他叫大爺，那陣子他有好幾天不歸家。他的弟弟（我的小爺，我們這把叔叫爺）來找我，我與他去大爺家，我大爺在農村，我在他家的廚房稻草下發現了他的屍體，我大娘（大爺的妻子）一見到屍體被發現，就跑到院中拿了把鐵鍁就鑽進了堂屋。。。後來她在看守所呆了十幾個月，因為有人說她有精神病。我們市給她做了鑑定，鑑定上說她有精神病。我小爺不服，申請重做，是另一個市做的，證實她沒有。因為兩個是同級市。鑑定有牴觸，又到省裡做了第三次鑑定。這樣才關了她十幾個月。我講的也是例項。

先說到這裡，以後我們接著聊

哥們兒回答：關於國家機器的形象

很高興能和你以這種方式，以我的作品為背景進行交流。

我對警察沒有深仇大恨，就象所有和我一樣普通的中國百姓一樣，人民應當信賴警察才正常啊。討論或者影射警民關係，從來不是我這部作品的任務，但也願意做一些可以擴大自己視野的討論。

我的警察朋友、律師法官檢察官朋友也經常和我進行與你的留言類似的交流，他們象我訴苦的情狀比你更壯烈。作為一個閱歷了一小部分人生的中年人，我知道狡猾與寬容的意義，也知道任何事情都存在它的兩面性和相對性，這樣，站在兩極進行無休止的辯論顯然不是我願意做的，那很愚蠢，也容易空洞。

而以所謂的事實為依據，同樣不可信賴，中國人一向都有整材料的能力和嗜好，當初劉少奇成了工賊有事實依據，平反後又有事實依據，咱怕了這一套以事實說話的本領。

所以我還是直接談我的觀點。

中國民間意識裡對國家形象（警察、法官、官員、媒體）的不信賴，絕對不是基於骨子裡的刁民情結，中國百姓的軟弱和愚昧是有了傳統的。這種普遍的不信賴，是大背景大形勢下的產物。

我國政府在包括文革在內的幾次重大事件和運動（58反右，76…89…天安門和法輪功）中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大都依靠暴力和謊言的手段來拯治民間的思想騷動，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用來做遮羞布和辯護詞的同時，它背後所掩藏的是更大的黑暗（政治腐敗、下層民眾利益的缺席），同時層出不窮的關係民生的司法腐敗，更加重了這種陰暗的民間意識。

作為民間意識的直接指向物件，自然是警察、法官、政府官員等意識形態的代表者，“政府”在老百姓的眼中是個空洞的模糊的概念，他們更習慣把怨氣甚至憤怒、仇恨具體化、普遍化，這是許多“國家工作者”的悲哀，也是百姓的無奈。

所以作為警察，你要擔待啊。雖然我在上次說過“形象是需要建設的”一類的話，可我覺得這不是一兩個好警察、好官員以及一兩篇正面報道能扭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