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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務活動，組織了“中國文化服務社”。他在反共雜誌《中國與蘇俄》上，繼續發表“抨擊”共產主義的文章。

姚蓬子住在漢口交通路。那是類似於上海四馬路那樣的文化街，書店集中在那裡。姚蓬子又混跡於出版界了。

在武漢，人們常常看見費俠帶著“乾兒子”姚文元去看戲、看電影。姚文元成了聯絡姚蓬子與徐恩曾、費俠之間的一根“熱線”。

大約由於有著相同的經歷，加上攀了“乾親”，費俠與姚蓬子的關係變得十分親近：費俠寫了文章，送來請姚蓬子“潤色”；姚蓬子寫了文章，有時署上“費俠”兩字加以發表！

兩個叛徒，結成了“神聖同盟”。

就在這個時候，樓適夷被黨組織營救出獄之後，也來到武漢，在《新華日報》社工作。

“天下真小。”樓適夷跟姚蓬子在武漢不期而遇了。先是有點尷尬，馬上嬉皮笑臉，姚蓬子朝樓適夷打招呼。

樓適夷心中彆扭，臉上也彆扭，一轉身，走了。

黨組織知道，勸樓適夷還是要做好姚蓬子的工作——這是統戰工作的需要。抗戰期間，大敵當前，要儘可能多團結一些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郭沫若、茅盾、老舍、陽翰笙、樓適夷、郁達夫、馮乃超等共聚漢口，發起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文協”決定出版機關刊物《抗戰文藝》，由老舍負責，樓適夷擔任編輯，吸收姚蓬子搞出版工作。

姚蓬子在國民黨這邊有靠山，在共產黨那邊有熟人，左右逢源，兩邊都有“關係戶”。他很會經營，袋裡常常塞著大把鈔票。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他意識到金錢的重要，於是想方設法弄錢，以使小家庭生活安逸。他居然混得不錯，在“中蘇文化協會”也掛上個頭銜——他是個善於鑽營的人……

假鈔票幫助了作家書屋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這三天，漢口、武昌、漢陽相繼落入日軍手中。

蔣介石逃往“陪都”重慶苟安，姚蓬子“緊跟緊追”徐恩曾，也逃往這座山城。

明裡，姚蓬子掛著《新蜀報》副刊主編的頭銜。

暗裡，姚蓬子依然幹著中統特務的勾當，與徐恩曾保持著單線聯絡。

關於姚蓬子在重慶依然是中統特務，有著兩份鐵證。

徐恩曾的秘書袁逸之，曾寫下這樣的回憶：

一九三九年，我在重慶國府路二八二號，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副局長徐恩曾家任他的私人秘書，約在五、六月的一天晚上，特務頭子徐恩曾，交了三百元法幣給我，對我說：“姚蓬子明天來家，你把錢給他。”第二天上午十時左右，看門副官王積善上樓來對我說：“姚蓬子來見你，要不要見他？”我說：“叫他上來。”王引姚上樓來見我。我把徐交的錢給了他，他卑躬曲膝的樣子對我說：“袁秘書，謝謝你。”在抗戰這段時期，姚蓬子從漢口撤退到重慶，表面上仍打著左翼文化人的招牌在社會上闖，而暗裡卻單線直接和特務頭子徐恩曾聯絡，供特務機關使用。

另一位歷史的見證人，則是國民黨中統局本部秘書、重慶區區長張文，他也還記得：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期問，在設於重慶川東師範的中統局本部，我曾幾次碰到姚蓬子。當時我任中統局第一組第二科長，曾受姚蓬子之託。代他向徐恩曾要到一筆津貼。

從叛徒到中統特務，姚蓬子的一軌跡“是清清楚楚的。

不過，姚蓬子畢竟是聰明人。這時候，共產黨的勢力蒸蒸日上，中國的未來必是赤旗的天下，已是十分明顯的了。姚蓬子不能不為自己的未來著想。瞻念前途，不寒而慄，他想為自己留條退路了。

他左思右想；當詩人吧，寫詩那點稿酬，如鬍子上的飯粒；當作家吧。寫什麼呢？寫左翼作品，徐恩曾不會放過他。寫反共作品，會遭左翼作家白眼。辦刊物吧，難！在南京，丁玲與徐恩曾那一段對話，他是聽得清清楚楚的。

穩而又妥的，還是開書店。進，可以自己印書出書；退，還可以銷售別人印的書。不論進退，都可以賺錢。

他囁嚅著，向徐恩曾吐露了自己的打算；開設一家書店。“獨立謀生”去……

出乎意外，徐恩曾痛快地答應下來，而且還借給他一筆款子。

姚蓬子千恩萬謝，接過這些新鈔票，再三聲言：一旦書店站穩腳跟，有所盈利，日後定然連本加息奉還！

於是乎，重慶白象街頭冒出“作家書屋”的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