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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中央組織部的結論”。

中國大陸解放後，徐恩曾逃到了臺灣。當他年事漸高，曾寫下回憶錄《暗鬥》，用英文出版。在《暗鬥》中，徐恩曾寫道：

後來確知丁玲走了（去了延安），為了我的寬大我受了批評，我沒有對於一個‘政敵’作了足夠的限制，我對待她比對待我自己的同志更好，我完全接受了這些批評……

丁玲的走，曾使姚蓬子心靈上有過一陣震顫，有那麼一絲隱痛，但很快就平靜下來。他已那樣的發表過《脫離共黨宣言》，他已那樣的供出了黨的機密，已經“轉向”的他，是不可能再重新站到斧頭鐮刀大旗之下……

與徐恩曾攀上“乾親”

姚蓬子再不是徐恩曾的“政敵”，成了徐恩曾親密的“同志”。

在蕪湖的《大江日報》幹了一年多，姚蓬子的表現夠“出色”的。

於是，姚蓬子居然戴上一頂頂烏紗帽：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委員……

來回奔波於蕪湖與南京之間，畢竟勞累。

一九三六年，姚蓬子調回南京，住在石鼓路，擔任甫京《扶輪日報》副主編。它不象《中央日報》那樣的國民黨“黨報”，倒有點“民間”色彩。在美國，一九○五年二月曾由律師哈理斯（PaulP。Harris，一八六八——一九四七）發起成立“扶輪社”。他從社會各行業中吸收社員，然後在各社員的辦公處輪流進行集會，所以稱“扶輪社”。在一九一二年，發展為“扶輪社國際聯合會”，在幾十個國家設立分社。南京的《扶輪日報》，其實是國民黨政府的鐵道部主辦的，取名“扶輪”，一則象徵“扶”火車之鐵“輪”，二則象徵如同“扶輪社”那樣具有“民主”精神和“民間”色彩。

《扶輪日報》最初只印幾千份，只在鐵路系統發行，是一家小報而已。可是，當蔣介石在江西“圍剿”紅軍之際，《扶輪日報》把記者派往“圍剿前線”，不斷地發出“最新訊息”，配發“社論”，引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重視。於是，《扶輪日報》的發行量大增，影響越出了鐵路系統，成了一家“民辦”的《中央日報》！

姚蓬子出任《扶輪日報》副主編，主持該報副刊。

當年徐恩曾的“密友”、國民黨中將湯靜逸。如今白髮似雪，年已九旬。當我拜訪湯靜逸先生時，他回憶當年的姚蓬子的形象：

在“中統”裡，我算是一個喜歡動筆頭的，常常給《扶輪日報》寫點詩，正巧姚蓬子是詩人，我們很快就熟悉了。

姚蓬子是個不修邊幅的人，一副邋遢相。衣服有時候很髒，頭髮、鬍子很長，他都無所謂。

我發覺，他已經死心塌地地跟著國民黨，為國民黨做事。已經一點也沒有‘左翼作家’的味道了。他見到我，總是點頭哈腰的——因為他知道我在國民黨裡的身份。

我到姚蓬子的家去過。他當時生活很不錯。我也見到過他的兒子——那時是個小孩子。

解放後，我因為在上海市監獄關押多年，所以當“文革”開始的時候，對外面的情況不瞭解。記得，起初有人來外調，要我寫關於姚蓬子的材料，我也就寫了（本書作者注：經查閱檔案材料，湯靜逸曾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寫了《關於姚蓬子叛充反動派文化特務的情況》，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寫了《有關姚蓬子和中統的關係問題》）。

過了不久，記得兩個穿軍裝的人，到上海市監獄提審我。他們要我講姚蓬子的情況，我就把已經寫進材料的那些事講了一遍。不料，他們聽罷，拍臺子，大聲罵我“狗膽包天”！他們警告我，今後絕對不許再寫、再講關於姚蓬子的事，不然就會使我罪上加罪——那些事，已屬於“防擴散材料”！

那兩個軍人走後，我明白了。當年那個小孩子，如今成了“中央首長”。顯然，那兩個軍人是姚文元派來的。他們要封住我的口……

其實，在南京的這段不光彩的歷史，早在一九五六年當姚蓬子被公安部逮捕審查時，他便親筆寫下《我在南京獄中叛黨的經過》。白紙黑字，迄今仍儲存在公安部的檔案之中：

……第二天看守所長叫我到他房間裡去，要我在那裡寫。我寫同魯迅、柔石、潘漢年、田漢、華漢、馮雪峰、鄭伯奇、錢杏（屯阝）等發起左翼作家聯盟，並擔任理事；還說以上的人都是左聯的理事。我同魯迅等辦過萌芽月刊，同丁玲等辦過北斗雜誌，還自己編過文學月報。我加入黨是潘漢年介紹的。

關於左聯黨組織的負責人，我說先是潘漢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