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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為了姚蓬子失去臂上那隻小小的袖章，王洪文發急了，張春橋發怒了……

不甘寂寞的老夫老妻

當然，胸前的那個像章，臂上的那個紅布圈兒，只是姚蓬子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炫耀品。

其實，豈止於此。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那篇“震撼全國”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姚蓬子得意了。他悄悄地對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的同事說：“我替他翻了一些書，提供了一些資料。”話說得挺“謙虛”。然而，卻是十足的炫耀：須知，那篇“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總共改了九稿。前七稿在極端秘密的狀態下進行，惟有江青知、張春橋知，姚文元知，連陳丕顯、曹獲秋都被矇在鼓裡。然而，姚蓬子卻知道兒子在寫什麼文章，以至“替他翻了一些書，提供了一些資料”，父子之間何等親密，那就用不著加任何註解了。

“文革”風雲驟起，姚文元平步青雲，從一個“刀筆吏”、“棍子手”一下子成為“中央首長”，不可一世，真是“炙手可熱勢絕倫”。姚蓬子把姚文元身著軍裝、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醒目地壓在玻璃板下，每一個上他家的客人，都能見到這張照片。即使陌生人，一見到這張照片，便知道姚蓬子的“光榮”身份——姚文元之父。

一場“文革”，彷彿把中國大陸寬廣無比的國土，化為一座大舞臺，各色人等皆為演員，紛紛“亮相”，表演了一番。

照姚蓬子的年齡，早已失去那種“革命朝氣”，心似古井，不會參與演出“鬧劇”。不料，他卻似乎仍有著一股不亞於紅衛兵們的“造反”勁頭，表演十分“精彩”。

看著紅衛兵們貼大字報、印傳單，姚蓬子心裡癢癢的，他居然組織上海師院中文系的一批老教師，也成立了“戰鬥組”。

那年月，每個“戰鬥組”都有自己的非常革命的名稱。姚蓬子嫌“紅旗”太濫，“星火”太多，“井岡山”、“東方紅”之類也處處可見。他一拍腦瓜，建議取名“勁松”，立即獲得一致透過。

深知內情者明白，“勁松”者，姚文元也！

“勁松”，怎麼會是姚文元呢？

此事不難考證：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匯報》上，那篇《歡迎“破門而出”》，署名“勁松”，乃姚文元手筆也！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解放日報》上，那篇《“三家村”裡的壞傢伙是民族敗類》，署名“勁松”，亦乃姚文元之黑文也……

老子揀起兒子的筆名作為戰鬥旗號，以為有兒子的光輝的庇護，可以所向無敵，旗開得勝。

從此，在上海師院常常出現署名“勁松”的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大字報：

從此，牆頭壁角常常出現“革命造反”傳單，署名“勁松”

“兒子英雄，老子好漢”。姚蓬子領導著“勁松”戰鬥組，“昂然挺立”似“勁松”，在上海師院熱鬧過一陣。

無獨有偶。有如此這般的丈夫，亦有如此這般的妻子。

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在“革命造反浪潮”推動之下，居然也“朝氣蓬勃”。

她不甘寂寞。雖然她無職無業，一名家庭婦女而已，居然也組織“戰鬥隊”，也扯起“造反”旗號。

她的“戰鬥隊”的名號，屬於“稀有元素”，曰：“閒散勞動力造反隊”！

在隊裡，隊員們尊稱她為“革命媽媽”，叫喚聲顯得非常甜蜜。不言而喻，誰都知道她有著一個“了不起”的兒子！

就在那“一月革命風暴”中，就在她的兒子夥同張春橋奪了上海市委的權的時候，她也如法炮製，在里弄裡進行“奪權”。

她，率領著“閒散勞動力造反隊”，衝進裡委會，搶走了“木頭疙瘩”——裡委會公章，就算是“奪權勝利”了！

她把裡委會大印，拿回家中，平生第一次嚐到“權力”的滋味兒，嘴巴終日如同“開口笑”。

當她把“勝利”的喜訊告訴兒媳婦——姚文元之妻金英，兒媳婦倒有點著急了。

金英勸她：“裡委會的圖章拿不得，趕緊送還吧！”

真可惜，在家裡藏了三天三夜的“木頭疙瘩”，不得不拱手交還給裡委會。

她的“奪權”鬧劇，不得不匆匆閉幕。

自稱“挨鞭子的奴隸”

周修文的“閒散勞動力造反隊”在里弄裡鬥爭居委會黨支部委員。

姚蓬子更帶“勁”，以“勁松戰鬥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