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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假如研究的目標是一座中等城市，你先在該城市裡抽出一定數量的辦事處，再在各辦事處下抽出一定數量的居委會。再以後，從居民的花名冊上抽出個人。有一件事一定不要忽略，就是要根據研究的需要，特別保證某種職業或年齡組的人有一定的數量。用術語來說，研究假設規定的各子樣本都要有足夠的樣本量。調查完畢還要拿一些基本的統計和人口普查的結果對照，看看本次調查有無代表性。做到了這些，抽樣就算有了科學性。所有的社會學教科書都寫著這套方法，但國外的教科書上沒寫辦事處、居委會、居民花名冊，只簡單地提到可以利用電話本和教堂的人口記錄。還有一些事情，中外所有的社會學書都沒有提，那就是怎樣去找一大筆研究經費，怎樣去求得政府機關的合作，但是成熟的社會學家自會想出辦法來，所以調查還是可以進行。一大批調查員（在校大學生）由居委會幹部帶路，前往各家各戶。如果問卷涉及到個人隱私，居委會的幹部是絕對必要的。因為被抽中的人可能會拒絕回答。在這種情況之下，血氣方剛的大學生會和麵有慍色的被調查者吵起架來，後者會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你憑什麼來問我？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前者答不出，就難免出言不遜。而居委會幹部可以及時出場，把後者帶到一旁，對他（或她）進行一些教育和說服。然後他（或她）就忍氣吞聲地回來，回答這些敏感的問題。必須強調指出，這種調查的場面不是筆者的想象，我在社會學研究單位工作過，這些事我是知道的。我總覺得，假如有調查物件不情願的情形，填出來的問卷就沒有了科學性。

◇歡◇迎訪◇問◇。◇

第30節：拷問社會學（2）

根據我的經驗，問卷調查有兩大難關，其一是如何找錢和得到政府機構的合作，其二是怎樣讓調查物件回答自己的問題。對一般的社會調查，前一個問題更大；對敏感問題，後一個問題更大。概括地說，前一個問題是：如何得到一個科學的樣本。後一個問題是：如何使樣本里的人合作。在性這種題目上，後一個問題基本無法克服。舉個國外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美國前不久進行了一次關於性行為的調查，前一個問題解決得極好，國會給社會學家撥了一筆鉅款來做這項研究，政府把保密的人口記錄（社會保險號碼）也對社會學家敞開了，因此他們就能得到極好的樣本，可以讓其他社會學家羨慕一百年。但以後發生的事就不讓人羨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對自己進入這個樣本並不滿意……他們不肯說。如前所述，美國沒有居委會幹部，警察對這件事也不便插手。所以他們採用了另一個方法：死磨。我抽中了你，你不說，我就不斷地找你。最多的一位找了十四次，讓你煩得要死。這樣做了以後，美國的性社會學家終於可以用蓋世太保的口吻得意洋洋地宣佈說：大多數人都說了。還有個把沒說的，但就是在蓋世太保的拷問室裡，也會有些真正的硬骨頭寧死不說，社會學家不必為此羞愧。真正值得羞愧的是他們的研究報告：統計的結果自相矛盾處甚多。試舉一例，美國男性說，自己一月有四五次性行為；女性則說，一月是兩三次。多出來的次數怎麼解釋？……美國男人中肯定沒有那麼多的同性戀和獸姦者。再舉一例，天主教徒中同性戀者少，無神論者中同性戀者多。研究說明，不信教就會當同性戀。我恐怕羅馬教皇本人也不敢說這是真的，因為有個解釋看起來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壓叫人不敢說實話。最後研究的主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認，有些受調查人沒說實話。必須客觀地指出，比之其他社會學家，性社會學家做大規模調查的機會較少，遇到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就有點熱情過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告訴你什麼，我自會告訴你；我不想告訴你，你就是把我吊起來打，我也不會告訴你實話……何況你還不敢把我吊起來打。

誠然，除了吊打之外，還有別的方法，比方說，盯住了選定的人，走到沒人的地方，把他一悶棍打昏，在他身上下個竊聽器，這樣就能獲得他一段時間內性行為的可信情報。除了結果可信，還使用了高科技，這會使追時髦的人滿意。但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過重時打死人不好交代之外，社會學家也必須是守法的公民，不能隨便打人悶棍。由此可以得到一種結論：社會學家的研究物件是人，不是實驗室裡的耗子，對他們必須尊重；一切研究必須在被研究者自願的基礎上進行。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銀河所用的調查方法很值得讚美。她主要是請別人談談自己的故事……當然，她自己也有些問題要問，但都是在對方敘述的空隙時附帶式地提上一句。假如某個問題會使對方難堪，她肯定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