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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林彪關於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的批件發出後，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業領導班子癱瘓了。周恩來十分焦慮，一再講經濟建設要儘可能設法繼續進行，強調工交企業要業餘鬧革命。毛澤東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思想後，周恩來立即把它作為與林彪、江青一夥煽動“停產鬧革命”作鬥爭的武器。他親自主持討論修改了《人民日報》11月10日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說：“工農業生產稍有間斷，就會影響到人民的經濟生活。”“在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農村裡搞文化革命，必須在生產以外的時間進行，利用業餘時間進行，而不能佔用生產的時間，不能離開生產崗位。”當時，林彪、江青一夥鼓吹什麼“革命抓好了，生產自然會好”。周恩來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產就會自然上去。”他說：“不搞好生產，工人、農民吃什麼？穿什麼？我們的國家怎麼辦？”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談會，是一次重大的鬥爭。陳伯達。王力等企圖釋出他們起草的檔案，否定中央關於工交企業和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規定。為了防止把工交企業和農村全盤搞亂，周恩來決定把他們起草的檔案草案拿到在京西賓館召開的全國計劃和工交工作會議上討論。谷牧根據周恩來講話的精神，寫了一個修改稿《十五條》。這是一個防止“文革”把工交生產繼續搞亂的檔案，明確提出工礦企業要業餘鬧革命，堅持八小時工作制，分期分批進行，學生不能到工廠串連等。11月22日晚，周恩來、李富春把這個稿子向毛澤東作了彙報，得到毛澤東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要聽取谷牧關於工交座談會情況的彙報。谷牧在周恩來的支援下準備了“彙報提綱”，系統地提出了與企圖搞亂工交企業的指導思想完全對立的一系列意見和建議。“中央文革”一夥人立即圍攻批判。6日，林彪對“彙報提綱”作了徹底否定的總結講話，說工交座談會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這次會後，由陳伯達一夥搞了一個《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下達全國，規定工人群眾可以建立“革命組織”，可以串連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透過了《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發全國。至此，全國普遍大亂，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

1966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是順利的，仍然保持著60年代前半期調整國民經濟的好勢頭。下半年，經濟建設開始逆轉。從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惡性發展，使經濟陷入全面混亂，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各級領導機關陷於癱瘓，正確的方針政策和規章制度遭到批判，經濟工作處於無計劃、無政府狀態，工農業生產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交通運輸量和基本建設都大幅度跌落。1967年5月，周恩來向毛澤東彙報，說明鐵路、航運關係到全國交通命脈，決不能中斷。毛澤東支援這個意見。周恩來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餘秋裡、肖華、構成武、谷牧等討論，決定釋出不許中斷鐵路輪船交通的命令。儘管周恩來想盡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制止生產下降，甚至每天閱讀《鐵路運輸日報》，親自擬電文，打電話，直接抓生產、運輸排程工作，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終因動亂的全域性無法扭轉，他的良好願望未能完全實現。

1968年12月，周恩來批准召開全國計劃會議。這是扭轉經濟工作無計劃無政府狀態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會議從12月初開始後，各地群眾組織的代表在會上爭吵不休、互不相讓。12月27日凌晨，周恩來疲憊已極。他憂慮地對餘秋裡說，“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計劃還沒有搞出來，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裡生產，往哪裡調運，沒有個計劃怎麼行呢！”後來，只好要餘秋裡先搞一個1969年第一季度的計劃安排方案，提出幾個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指標，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後下達，1969年第一季度將要結束時，召開了全國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