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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在這個月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換意見，要再次解決訂得過高的1956年的國家預算，井指導起草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稿。報告稿中明確提出：“在當前的生產領導工作中，必須全面地執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克服片面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地區都已經發生了”。

當時，毛澤東提的是反對右傾保守。這口號周恩來起初也是贊成的，但是接觸到實際工作，隨著建設規模的不斷擴大暴露出了很多問題。各條戰線不斷向他反映情況，提出了建設規模和我國實際能力的矛盾。4月間，他親自作調查，發現了不平衡的現象。這時，陳雲提出建設只能與國家財力相適應，他支援陳雲的主張，李先念也同意。因而在中央明顯地發生了分歧看法。4月下旬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主張追加大額的基建投資，周恩來是不贊成的，申述了理由。5月2日，周恩來曾經到毛澤東那裡談過一次，但不久毛澤東就離開北京外出了。

上述報告稿送到了中共中央。6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討論這個報告稿。到會的有周恩來、朱德、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維漢、胡喬木等，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介紹有關冒進情況，半年來經濟建設所引起的種種矛盾和不平衡問題，提出繼續削減開支，壓縮基本建設經費的意見。會議決定製止急躁冒進，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決定製止冒進，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該下馬的要立即下馬。6月10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了4日中央會議的決定。這期間，周恩來在他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再一次強調：右傾保守應該反對，急躁冒進現在也有了反映。這次人民代表大會上要有這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

為了使反冒進引起全黨全民的重視，《人民日報》6月20日發表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社論用了1/4的篇幅，詳述了急躁冒進的主要表現，指出“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

10月間，根據中共“八大”透過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國務院召開會議研究制訂1957年計劃，足足用了將近一個月時間。會議經過認真調查研究，進行綜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較大地壓縮了基本建設規模，擬定了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11月，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今年的情況，生產是有成績的，肯定的，指標一般恰當，也有安排不恰當的，如雙輪雙鏵犁就多了。1956年的計劃總的說是打冒了，財政赤字有20到30億元。錢主要是基建用多了。1955年基建投資82億元，1956年140億元，增長太快，各方面都緊張，重點沒有保證，大家搶器材，應該用的沒有，不該用的用了。1957年的計劃應在“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下考慮安排。在制訂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計劃時，建委提的是120億元，各地報數則至少要150億元。薄一波在訂計劃時隨時向周恩來、陳雲請示。周恩來主張要少，感到120億還多了。1957年1月，周恩來出訪巴基斯坦，陳雲到機場送行回來，就打電話給薄一波說：總理上飛機時同我講了三次，要我轉告你，基建投資不能超過100億。薄一波聽成為110億，就按此作了決定。

周恩來反對急躁冒進是很堅決的。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建設是能夠快於資本主義的，但是仍是需要長期努力的。他一再講，必須根據可能，建立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計算生產潛力的時候，除了人力條件外。還必須考慮到物質等其他條件。由於1956年反對了冒進，1957年的經濟建設，成為新中國成立後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如果照此下去，中國國民經濟就可能持久地沿著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綜合平衡的軌道發展。

1957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批評了1956年糾正冒進的正確方針，說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這是“右傾”，是“促退”，是向群眾潑冷水，打擊積極性。一個月後，毛澤東親自審閱批發了11月13日《人民日報》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社論公開指責1956年反冒進，號召人們批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