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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直同志書》。會後，陳潭秋奉命到順直巡視，看到黨員頭腦中仍充滿了國共合作時代的舊觀念，組織路線與工作方法仍是“八七”會議前那一套，極端民主化傾向比較普遍，經濟問題糾纏不清，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很少自覺地開展工作。他與劉少奇、韓連惠決定暫時停止省委職權，井停止京東四縣的活動。陳譚秋到中共中央彙報後，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職權的作法，要他返天津傳達中央指示。陳潭秋傳達後，劉少奇、韓連惠於11月16日寫信給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陳潭秋向中央報告說恢復省委職權事實上無可能，主張由中央直接改組省委常委會。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中央解決順直問題的路線是正確的，方法有不足之處，陳潭秋、劉少奇在順直工作中有取消主義觀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義錯誤，決定派周恩來去巡視。

12月11日，周恩來到天津。他先後參加省委、區委、支部會議，召開談話會，聽取各方意見，本著“從積極工作的出路上解決過去一切糾紛”的方針，多方地做工作。在這基礎上，召開省委常委會，說服大家接受中央意見；並在黨刊《出路》上發表文章，針對認為“順直黨的舊基礎已經落伍了，腐爛了”的看法，指出：舊基礎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須立即解散，“正確的辦法是要在現在還存在的舊基礎上深入群眾，積極工作，發展鬥爭，吸收新同志來繼續不斷的改造順直的黨，逐漸的產主新的鬥爭”。文章還分析了極端民主化與民主集中制、命令主義與說服群眾、懲辦主義與鐵的紀律的區別。12月22日，周恩來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並在會上作政治報告，提出這次會議的總方針是貫徹“六大”決議，爭取群眾，發動鬥爭，準備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陳潭秋、劉少奇也作了報告。會議按中央決定恢復了省委職權，改組了省委常委會和京東黨組織，挽救了順直的中共組織。

（三）解決江蘇省委問題。

正當周恩來在北方處理中共順直省委問題的時候，在上海，1929年1月3日，向忠發、李立三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出了一個亂子。他們作出決定，要由中央來兼中共江蘇省委的工作。1月11日前後，周恩來從天津回到上海後，從李維漢那裡得知這個訊息，感到不妥，立即找向忠發、李立三談話，要政治局重新討論。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周思來在會上提出中央兼江蘇省委的作法是危險的：1。這樣做必然會削弱中央對全國的政治領導；2。這並不是中央進行群眾工作的好方法；3。這樣會妨礙中央本身的工作；4。會使處在白區地下的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許多危險。他主張加強江蘇工作而不是代替中共江蘇省委。

當時，中共江蘇省委設在上海，江蘇省委的工作範圍是包括上海在內的。中共中央1月3日的決定，已經引起了江蘇省委的強烈反對，省委召集上海各區的黨委書記開會，進行宣傳反對中央。14日，中央政治局又召開會議，周恩來終於說服了向忠發、李立三放棄兼江蘇省委的意見。同時，他也反對中共江蘇省委的上述舉動。他說：中國黨已經有了“六大”的正確路線，現在欠缺的是無產階級意識的鍛鍊與領導。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工作路線上來同中央討論問題，而從個人不正確的傾向上來反對中央，這是一條死路。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教育全黨的一個機會，也是改造黨的過程中必然要發生的現象。江蘇問題既然發生了，中央當然不要害怕，而要堅決鬥爭，用積極的意見來號召全黨和江蘇同志。從1月16日到24日，周恩來和向忠發、項英連日出席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召開的中共江蘇省委會議，來解決省委與中央對立的問題，終於使省委在19日的會上，作出決議，承認自己的錯誤。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鑑於江蘇省委已經接受批評，承認錯誤，決定只對省委進行改組。25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蘇省委會議，宣佈中央的決定，並指出中央總的路線是正確的，目前黨內並沒有原則上不同的派別。對中央的缺點錯誤，省委可以討論，但應當在符合組織原則的範圍內，不允許搞非組織活動。江蘇省委的問題順利解決了。

經過中共“六大”後一年來思想上、組織上的工作，中國共產黨終於擺脫了削弱渙散的狀態，達到重新鞏固與一致，黨的工作、黨與群眾的關係、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與領導鬥爭的力量，都開始有了新的進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在全國許多地方紛紛建立和發展。

（四）解決了紅四軍的問題。

1929年6月，紅四軍在福建龍巖召開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會上，對於一些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