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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稿處理。因此，他深切地體會到自己的思想和要求資助的申請之所以被人直截了當地拒之門外，並非是因為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些思想站不住腳，而是因為有些人認為這件事情已經了結。

也許，鮑林現在能夠更好地理解林奇當初的心情了。1940年，林奇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將鮑林和他的支持者比喻為“希特勒式的權勢壟斷集團”，遵循的完全是弱肉強食、強者生存的格局。

其他人都可能把莫特爾的研究工作當作最終的結論，但鮑林可不買賬。他和卡梅隆寫的《癌症與維生素》一書就在莫特爾的論文發表以後幾個星期正式出版了。雖然，諸如《時代文獻補遺》那樣的一些報刊對這本書作了否定的評述——稱鮑林“對維生素C幾乎達到了空想迷戀的程度”，並且得出結論認為，這本書“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因為它使人們產生了缺乏科學證據支援的希望”——但這本書的銷路很好。其中一種原因是，鮑林自己出資購買了15000冊送給醫生和1000多位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他還敦促國家癌症研究所所長德維塔提高資助，再次展開臨床試驗，更精確地模擬萊汶谷醫院的研究工作。

他的要求又再次得到結果。為了進一步弄清楚這個問題，德維塔的代理人最後同意進行第二次試驗，嚴格規定病人在以前從未接受過化療或放療。使鮑林不夠滿意的只有一個問題，就是這第一二次試驗仍由莫特爾進行。

莫特爾的試驗結果公之於眾，魯濱遜的上告使研究所的財源逐漸枯竭，在這兩個因素的聯合作用下，研究所的財務基礎又處於搖搖欲墜的境地。1980年，研究所的房東通知鮑林，下一年度來臨時，他就得搬出。在這一地區唯一能夠找到的是一家倉庫，房子漏雨，已有二十年的歷史，靠近帕羅·阿爾託的繁忙街區。要是在幾年以前，鮑林是決不會考慮這種地方的，但那裡房間面積大，房租又不貴，短期內就可使用。鮑林心裡想，只要作一番改造，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等到籌資活動再度興旺起來之後再作打算。

自從愛娃胃癌開刀以後，五年時間過去了。這幾年裡的日子過得不錯。她與鮑林經常出外旅行，她本人也贏得了幾個頭銜：聖加勃里爾學院授予她名譽博士的稱號，還有許多為爭取和平、環境治理和婦女權利而進行募捐活動的團體邀請她擔任名譽佳賓。

後來，關於抗壞血酸的爭論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她的健康卻開始急劇惡化。1981年夏天，她陪鮑林第二次訪問中國。由於腹部劇烈疼痛，她病得非常厲害，因此不得不改變行程。當他們回到加利福尼亞的時候，她的醫生建議她馬上接受一次探索性的外科手術。

結果不佳，她的胃癌又開始復發，醫生對他們這樣說道。癌症已經廣泛擴散到一些動脈周圍，做手術為時已晚。

在這種時刻，美國治療腫瘤的典型方法是進行化療，但是，愛娃與鮑林、卡梅隆、孩子們和她的醫生商量以後，決定抵制這種治療方法。她現在顯然算得上是晚期癌症患者，她也非常清楚自己應作何種選擇。她作出決定，除了止痛片以外，逐漸增大維生素C的服用量是她接受的唯一治療方法。

隨後，她搬到牧場居住，避開了多數人表示的同情和關心，希望用這種辦法來照顧鮑林的身體。她比誰都更加清楚，鮑林在失望時不善於控制自己的情緒，因此，她鼓勵他努力工作，多到各地走動，遵守預約，根據安排發表演說。鮑林外出旅行時，孩子們經常前來探望，陪伴在她的身邊。有一次週末，時間很長，她對琳達說了鮑林最不願意聽到的話：她希望身後為她舉行哪一類悼念活動，播放哪種音樂，採用何種方式殯葬。整個秋天，愛娃的身體愈來愈弱，同時也成了一家人中心情最為平靜的人。現在，琳達每次看到母親這個樣子，都禁不住要哭出聲來。然而，她只有一次看到母親啜泣，那是她在朗讀琳達兒子沙夏的一封來信，信裡充滿了純樸和愛戴之情，表達了奶奶在孫子心目中是多麼重要。

最後，愛娃親自安排在公眾場合作最後一次露面。她非常高興地得知，自己得到了拉爾夫·阿特金林公民自由獎獲得者的稱號。11月1日，美國公民自由協會蒙特裡分會將要給她頒獎，她決定無論自己身體多麼虛弱也要參加，並且把這個想法對孩子們和朋友們講得非常清楚。“她清楚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因此她希望我們都能在場，”她的兒子克萊林回憶說。“她知道這是她一生最後一輪光環了。”

頒獎儀式進行得非常順利。但在九天之後，鮑林正在前往英格蘭途中，愛娃開始嘔血了。斯坦福大學特別護理組的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