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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他給人的印象非常好,他對企業界可謂是瞭如指掌,知道怎樣觀察和行動,他將會支付各方面的開支,15%的回報不算多,”魯濱遜說道,“這樣,我就可以回到實驗室幹我的事了。”希克斯在1976年3月1日就正式走馬上任了。
研究所在艱難的處境裡掙扎,鮑林則繼續為維生素C進行公開的戰鬥。《美國醫學協會》雜誌發表了一篇分析研究現狀的文章,認為維生素C在防治感冒方面的效果非常小。鮑林則就加拿大新近所作的一次雙盲試驗指出了其中的缺點,同時也強調它的重要性——他用滿意的口吻提到,進行這一研究的目的之一,原本是要否定他有關的思想——但事實表明,每天服用1克維生素C而患上感冒的人較少,患上感冒的程度也不那麼嚴重。《現代醫學》雜誌發表了一篇社論,責罵鮑林之類的科學家是“自欺欺人”,指責他們會首先提出一個未經證明的論點,然後要求他人證明這個論點是錯誤的。鮑林威脅要以誹謗他人名譽罪控告該刊,同時還為該刊起草了一份收回言論的宣告,要求在雜誌上刊登。這家雜誌的社論的確走得太遠了;編輯不得不正式道歉,說明自己未更認真地閱讀鮑林的書,然後幾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鮑林為他們草擬的收回言論的宣告。
但是,這些畢竟是無望真正取勝的被動應戰。鮑林希望使用新的證據,特別是關於維生素C與癌症關係的證據,向前走一步。鮑林和魯濱遜在1975年開始用維生素C對動物進行試驗。他們購買了幾百只無毛鼠,讓它們服用不同劑量的維生素C、維生素E和其他抗氧劑,並用X光照射的方式促其患上面板癌。一組老鼠服用的配方中,使用了大劑量維生素和名為“萊納斯‘鮑林超級營養片”的礦物質,市場上有些人將這種營養片說成是為研究所籌資的手段。另外還有一組老鼠接受海水餵食。這一想法來自於加州理工學院一位校友寫給鮑林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海洋無脊椎動物很少有患上癌症的,也許海水中有某種微量元素對它們具有防癌的作用。鮑林決定遵循這一線索作一次試驗。
1976年春天,國家癌症研究所派出了一個現場考察組來到鮑林的研究所檢查工作。考察組及時地瞭解到,這裡的工作人員很少,鮑林經常不在所裡,員工們抱怨魯濱遜的管理能力太差。考察組的報告對研究所今後提出資助的申請還是有利的。
與此同時,鮑林收到了從萊汶谷醫院傳來的一些好訊息。進入初夏時節,卡梅隆又進行了一次新的分析,表明服用維生素C的癌症病人,與歷史性對照組病人相比,存活期要長三倍——前者是210天,後者只有50天。鮑林幫助他把這些結果寫成了一篇論文,並且同時向《國家科學院學報》和《國家癌症研究所學報》投稿。“看一下這次會有怎樣的結果,一定是很有意思的,”鮑林寫信給卡梅隆這樣說。
兩家雜誌的編輯很快就說出了他們對試驗設計的關注,特別想了解對照組是怎樣選取的。論文審稿人怎麼能保證,在確定哪些病人被列入對照組以及他們的癌症已經發展到怎樣的程度時,使用的是相似的標準?論文聲稱所有病人都到了“癌症晚期”,但是誰又能保證,對於歷史性對照組中的病人,始終如一地使用了同樣的規定呢?《國家科學院學報》的論文審稿人簽署了“嚴重保留”的意見,認為論文在選取對照組病例時沒有遵循隨機性原則。
整個夏季,鮑林一直與這兩家刊物交涉,說明卡梅隆使用的對照組規模是很大的——對於每一位服用維生素C的受試者,對照組就包括了10個病例——而且,卡梅隆選取對照組病例的辦法保證了隨機性原則得到有效的貫徹。在此過程中,卡梅隆試驗成功的訊息不脛而走,引起了媒體的注意。英國《新科學家》雜誌採訪了卡梅隆(卡梅隆要求不要透露他本人的名字,以“避免本地許多病人在精神上受到刺激”),並且報道說,接受維生素C治療的100位病人在被斷定為處於癌症晚期後,其中有15人又活了一年以上的時間;而在對照組的1000名病人中,只有4人的存活期達到了這一指標。卡梅隆說,服用維生素C的病人中,將近有10%的人顯示出腫瘤縮小的明顯證據。這篇文章還引述了其他癌症專家的意見,認為如要在權威刊物上發表這一篇文章,一定會碰到麻煩,原因在於關於對照組還缺乏足夠的資訊。正如德高望重的牛津大學流行病專家理查德·皮託所說,“歷史性對照組這一概念作為胡說八道的根源,世界上莫此為甚。”
為了反駁這些批評的意見,鮑林採取了直截了當和以攻為守的策略。“我現在開始認識到,腫瘤學家對待新思想的態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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