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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助遭到有關方面的拒絕，本身就成了新聞。“鮑林和其他上了年紀的科學家一樣，根本不想再等了，”國家癌症研究所專案規劃人約翰·卡爾貝勒解釋說。“他不想按一定的規章辦事——科學研究也得一步一步來——而在他年輕的時候可不是這樣。”森特一哲爾吉也曾要求國家癌症研究所資助他研究維生素C對健康的益處，卡爾貝勒對他也沒有客氣一點。“我本人是想給鮑林或森特一哲爾吉鈔票的，但我就是不願意資助那些元老派人物，”他說，“而且他們連一份可供稽核的申請書都不願送上來。”

鮑林作出了反應。他給國會幾十名議員寄去了專案建議書的抄件，並附上了一封信，說明申請遭到拒絕的情況。在這些議員中，就有特德·肯尼迪、喬治·麥戈文以及眾議院負責衛生和營養的幾個小組委員會主任。他和魯濱遜還與一位律師進行了接觸，詢問能不能控告國家癌症研究所的不公正行為。律師的諮詢意見是，在法律上，美國人無權迫使他人一定要滿足自己資助的要求，因此，他們控告一個聯邦的機構，其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不過，鮑林的活動至少對一個重要人物開始產生一定的影響，他就是國家癌症研究所所長文松·德維塔。“我的看法是，用抗壞血酸來防治癌症，很可能成為在最近四分之一個世紀裡在癌症研究方面最為重要的發現。在過去的四年裡，我對這一意見愈來愈深信不疑了，”鮑林在1977年初給德維塔的信中這樣說。剛開始的時候，德維塔與大多數同行一樣，對維生素C的價值根本就沒有重視，他本人的基點就一直集中在癌症的藥物冶療上。此時，這位所長心裡想，認真地作一次臨床對照性試驗，也許能一勞永逸地把這個問題解決掉。“鮑林博士開始與我在私下裡接觸，”他這樣回憶道。“他兩度寫信給我，並且親自來看望我。他使我相信，他得到的資料很有啟發性……鮑林博士是一位很有說服力的人。”

在勸說國家癌症研究所對維生素C作一次試驗的過程中，公眾輿論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德維塔親自指揮了這場聲勢浩大的“征服癌症的戰爭”，聯邦政府為這場運動已經撥出了幾億美元的資金。但是根據一些人的批評意見，他取得的成果卻不多。正如鮑林不無得意地指出的那樣，多年來，最普通也是最難治癒的癌症死亡率並無明顯的下降。德維塔心裡明白，要是他繼續對鮑林採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態度，那麼一些著名科學家公開施壓、國會遊說話動增強以及對國家癌症研究所進行攻擊等等情況就會繼續下去。

1977年3月，德維塔致函鮑林稱，他正在作出安排，對維生素C進行鮑林所要的那種試驗。試驗者將是一位無可指責的權威人士：查爾斯·莫特爾，梅奧醫學院腫瘤學教授，梅奧癌症綜合防治中心主任。4月，鮑林拜訪了國家癌症研究所，商討如何進行有關的試驗。這將是一次雙育試驗，受試物件是相當數量的晚期癌症病人，並用大劑量維生素C。鮑林在致函莫特爾時強調受試者一定要是免疫系統未受過干擾的病人（也就是先前未受化療或放療嚴重影響的病人），以保證維生素C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增強免疫系統的能力，只要病人不死，就一定要堅持運用維生素C的治療方法。之所以要強調這最後一點，原因在於避免卡梅隆等人所觀察到的那種反彈效應，也就是突然中斷服用大劑量維生素C時，癌症患者的血壓不但不會逐漸恢復正常，反而會大幅度下降。鮑林非常擔心這種反彈效應會奪走停服維生素C的病人的生命。莫特爾似乎對他的建議持歡迎態度。根據預定規劃，梅奧的試驗研究將在這一年晚些時候進行。

此時，鮑林夫婦的時間大致分成了相等的兩部分，一部分在帕羅·阿爾託大蘇爾牧場度過，另一部分則用於外出旅行。1977年夏季，鮑林和愛娃前往愛爾蘭訪問，在那裡，他被選為一次環境學會議的名譽主席（他仍不斷地發表一些言辭激烈的宣告，指出人口增長過快、核武器、環境惡化等造成的危險）；在瑞士參加了一次諾貝爾獎得主的會議；又到倫敦看望了彼得，並與英國科學家談論維生素C和癌症的關係，最後又再次去萊波谷醫院拜訪了卡梅隆。鮑林曾費盡心機勸說他這位蘇格蘭同行加入他在加利福尼亞的研究工作的行列，但卡梅隆又一次謝絕了他的邀請。

鮑林回到研究所以後，事情仍像往常一樣處於動盪不定的狀態。《新科學家》雜誌在1977年夏曾刊登過一篇調查報告，給研究所描述了這樣一幅景象：各種各樣的研究裝置凌亂不堪，向國家癌症研究所申請資助遭到拒絕，工作人員對魯濱遜的獨斷專行深表不滿，所辦的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