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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軍方控制，隨後國防部長也很快表示支援。到7月份，麥克馬洪法案經過一些修正並讓軍方在擬議中的原子能委員會中取得一席之地後，在國會獲得透過。

這是一個來得有點突然的重大勝利。在鮑林和原子科學家聯合會的其他成員看來，這是理智的勝利，它表明和平時期軍方不再能主宰一切。杜魯門和他的部長們開始談論與蘇聯和其他國家共享原子秘密的問題，國際關係開始趨暖。人們希望，經過鬥爭，這個世界有可能擺脫戰爭的陰影，實現持久的和平。

但是，這種趨勢很快就中斷了。

好萊塢

隨著麥克馬洪法案的透過和廣島衝擊波的逐漸淡去，許多科學家重新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工作和家庭，然而鮑林卻繼續活躍在政治活動中。公眾仍然渴望瞭解更多的有關原子彈的資訊，請他作報告的邀請源源不斷。現在他在解釋原子彈的技術原理時，還不時插進愛因斯坦等人有關實現平民控制、公開交流科學資訊以及成立世界政府的論述。但問題是，他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談得越多，他的報告就越發顯得蒼白無力。

愛娃·海倫目睹了這樣的情況。鮑林每次作報告時，她幾乎都陪同前往並坐在前排仔細傾聽。她注意周圍聽眾的反應，觀察哪些地方效果好，哪些地方效果差，並在會後進行點評。她認為鮑林的問題是缺乏信心。每當鮑林談及政治問題時，他就對自己的有關知識缺少把握，說起來理不直，氣不壯。比如談到原子能技術的控制問題時，他總是服從更高的權威，引用其他科學家或政治家的論斷而乏陳己見。這樣的講話喪失了他作科學報告時慣有的幽默感，並由於缺少第一手資料而顯得不夠真實，因此聽起來枯燥乏味。在一場效果很差的報告之後，愛娃告訴鮑林：“你缺乏自信。聽眾的印象是你對自己所說的東西沒有把握。”

對愛娃的評論，鮑林一向是認真對待的。他認識到自己必須努力變成一個原子能政治學方面的專家，如同他以前步入免疫學和生物化學等新領域併成為這些學科的專家一樣。他開始研究政治、歷史、經濟和國際關係。閱讀有關書籍，政府報告，從《路易斯安那時報》到《紐約時報》的各種報紙，包括《國民》、《紐約人》和《時代週刊》等在內的各種雜誌，還閱讀由原子科學家聯合會出版的名為《原子科學家通報》的新期刊。

鮑林發現，與量子力學相比，原子能政治學要簡單得多。此外，影響決策的競爭對手也比較少，無非是政府、工業部門、軍方、科技界和公眾等方面。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計劃和關注的熱點，把這些東西整理出來並不困難。他發現，只要弄清楚每一方的動機和行動方式，就不難理解人們關於原子彈問題的不同言論。幾個月以後，他宣稱：“我可以報告自己的研究結果了。”然而，他的演講卻引來了麻煩。

最早邀請鮑林去演講的團體之一是一個政治行動組織，名叫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這個組織成立於戰後，是代表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立法利益的一個院外活動集團，同工會或實業家協會的性質相類似。這個組織的政治立場左傾，它的好萊塢分會主要由自由派民主黨人士所組成，中間還夾雜著少數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多數成員來自電影界。特里林①談到羅斯福新政支持者時說，他們“懷疑甚至否定利潤驅動原則，相信進步。科學、社會立法、計劃經濟和國際合作，特別是與蘇聯的合作”，特里林的這些評論主要就是針對這個組織而言的。

①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國文學評論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1931—1975），著有《弗洛伊德和我們的文化危機》、《文化之外：論文學和學識》、《真誠與真實性》等。

鮑林在這個組織的第一次演講很受歡迎。在隨後的答問時間裡，有人問他美國武庫中究竟存有多少顆原子彈。鮑林回答時作了一個大膽的猜測：也許有100到200顆原子彈，並且在下個年度有製造500顆原子彈的潛力。鮑林的這個估計大大超過了實際數字——當時美國武庫中能夠用於實戰的原子彈不足10顆。一個記者報道了鮑林的估計，使其迅速在媒體上廣為傳播。當時仍在竭力爭取透過梅—約翰遜法案的格羅夫斯將軍當然很不高興，並把自己的不快告知了鮑林。“我對原子彈問題所說的話被錯誤地引用了，”鮑林在1946年2月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記者對我的粗略估計作了錯誤解釋，並傳遍全國。格羅夫斯將軍認為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然而軍方對他言論的不快並未使鮑林感到擔心。他寫道：“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