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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子失衡引起的結果。在此之後的提問階段，他又承認還不能證明這一點，但他是憑自己的“直覺”進行工作的。

杜布里奇吃不準鮑林的設想是不是無的放矢，對於他的董事會來說，比這更為重要——而且更令人煩惱——的是鮑林所從事的政治活動。有些事情是無關緊要的，比方說，1956年，鮑林出現在《青年人須知》這一檔電視節目中，他告訴美國青少年說，他所進行的科學研究使他懷疑上帝是不是存在。更為重要的是，他始終如一地不滿核武器試驗，而且反對的態度愈來愈激烈。到1956年年中，科學家已經普遍同意鮑林的觀點，就是大氣層中放射性增加是一件壞事——6月份，國家科學院發表了一份報告，稱“放射性有一個安全劑量這一個概念是沒有道理的，”這份報告特別警告說，長期的遺傳性影響可能是鍶90在骨骼中積澱下來的結果——但是，對於鮑林這樣的觀點，即這是對人體健康的一種重要的危險，當時人們尚未達成普遍的共識。國家科學院調查組尚未發現有確實的證據，可以說明放射性塵埃會引起白血病和其他疚病發病率上升，儘管他們得出結論說，不能排除放射性塵埃對平均壽命會產生微小的影響，但他們仍然一致認為，就對人體健康的危險而言，與醫療上X光照射相比，放射性塵埃算不了什麼。

鮑林根據對動物所作的研究，收集了進行限定劑量的輻射而得出的有關資料，並對其進行統計學分析和推斷。他反覆對這些結果進行分析和修正，終於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每一次對試驗總體增大輻射的劑量，都會縮短某一個體的壽命，不是引發癌症，就是導致“未老先衰”的現象。他計算了總體的平均值，得到了一個資料，就是每增大1倫琴的輻射量，平均壽命就要縮短兩三個星期。他在後來所寫的幾十次報告和文章中都引用了這個數字。

他知道怎樣進入報紙的大標題。有一天，他接到內華達州多諾帕市一名婦女打來的電話。她告訴鮑林，她認為，那裡嚴重的放射性塵埃導致了她七歲的兒子生了白血病，並且奪走了他的生命，還有許多人眼睛病也與此有關，當地的報紙卻拒絕刊登這一類觀測得到的材料。鮑林受到這一電話的啟發和促動，提筆寫信給多諾帕《時代—繁榮報》編輯，附上了他對當地居民可能受到傷害的估計。在那個放射性塵埃積聚的地區，放射量增加了5倫琴，當地居民的平均壽命大約要縮短3個月，鮑林這麼說。他還告訴編輯，將這個數字乘上當地的人口數，你就能作出估計，這些核試驗剝奪了內華達人的壽命總共是一千年。這一項估計終於進入了報紙的大標題。鮑林還提醒一位進行調查的新聞記者，注意一下內華達受放射性塵埃影響的地區癌症的發病率。這些內容後來都在全國性媒體上進行了報道。

大多數科學家都套用國家科學院提出的口徑——放射性塵埃有危害，但危害不嚴重——鮑林再次發現自己受到人們的嘲諷，被人看作為喜歡吵吵鬧鬧瞎起鬨而且有點歇斯底里的少數派領袖，利用放射性塵埃問題作為實現明顯的政治企圖和達到和平主義目的的工具。只有在反對核武器試驗的少數激進分子的眼裡，鮑林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在另一方面，竭力主張增強國防的人則變本加厲地強化了宣傳的攻勢。他們一再向公眾保證，放射性塵埃是安全的。原子能委員會主任斯特勞斯，還有他的首席科學顧問、受人尊敬的放射物理學專家威廉·利比，到處宣稱核試驗對基底輻射的增加是微不足道的，並且故意縮小鍶90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他們憑空設想了這樣一個問題讓人們選擇：一方面，人類中為數極少的幾個人健康將受到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還有待於驗證，也許完全是可以忽略的；另一方面，停止進行核試驗，美國在軍備競賽中甘拜下風，然後讓共產黨獨霸全世界。為了給自己的論點增加更多的份量，他們還用冷戰式思維強調了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俄國人的地面部隊比西方國家要強大得多，只有美英兩國的原子武器才能夠遏制他們。如果停止核試驗，西方社會就會喪失這一重大的軍事優勢，赤色的潮水就會壓過來。

這一類公關宣傳是非常奏效的，它成功地將建議中止核試驗的鮑林式人物與反美親共的立場聯絡起來了。這種宣傳使阿德萊·斯蒂文森在1956年秋季爭當總統候選人的計劃落了空，因為他主張停止這類核試驗，並且將其作為他競選的策略之一。此外，這種宣傳也使大多數反對核試驗的科學家封起了自己的嘴巴。“對於政府某些壓制的行為，大家已漠不關心，這是頗為令人吃驚的事，”鮑林在1956年對一位作電視採訪的記者說。“據我的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