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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耳在他新的天體物理學大樓裡騰出教室來作為鮑林的實驗室。

密立根加倍努力地在他的企業界朋友處籌措資金，但是大蕭條使他的蓄水池也乾涸了。從政府那裡得不到多少錢，而且密立根認為科學家無論如何不應該和公眾在同一個馬槽中進食。

不過，學校終於找到了另外一個巨大的基金來源——這筆錢將幫助加州理工學院渡過難關，並且將改變鮑林的學術生涯。

8　生命科學

一大筆錢

約翰·洛克菲勒碰到了麻煩。他巨大的俄亥俄萊馬油田產出的原油含有大量的硫，聞起來就像臭雞蛋。大家稱之為臭鼬汁，沒有人購買。他的煉油廠不能去除這一種臭味，因此，面對成萬桶毫無價值的原油，洛克菲勒束手無策。

一群在他印第安納工廠的化學工程師請他出資以便尋找一種去除異味的方法，洛克菲勒拒絕了，因為他不想再將錢扔到水裡去。但是，有幾個工程師繼續在業餘時間鑽研這一問題，並在1913年成功地找到了一種“裂化”石油的方法。這一新工藝不但去除了惡臭，而且使汽油的產量翻了一番。目睹這一成果，洛克菲勒茅塞頓開，幾乎在一夜之間，他成了科學的堅決支持者。

這位工業大亨在晚年常常思考該如何來支配多年積聚起來的巨大財富。在他的親自過問下，他建立的數額龐大的慈善基金有很大一部分投向了科學的目標和方法。洛克菲勒是一個基督徒，然而更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並不希望把自己的錢施捨給那些有困難的人；他希望找到問題的根源，並消滅這些根源。他希望自己的投資能夠改善人類的生活，而科學無疑是當代最有效的途徑。

20年代，在由哲學教授轉變為科學倡導者的威克立夫·羅茲的管理下，洛克菲勒慈善基金開始對純科學進行大規模的資助。羅茲最大的一筆贊助是投給加州理工學院海耳的帕洛馬山天文臺的望遠鏡，而這不過是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投給這所學校許多筆鉅款之一。羅茲喜歡一下子投一大筆錢，而他之所以偏愛加州理工學院是因為他相信——與多數科學家的觀點相同——最好的研究成果是由少數幾個精英院校的頂尖科學家完成的，而且科學家本人比基金管理者更清楚該如何來開銷這筆錢。羅茲的方法是確定基礎研究最有價值的中心，提供一大筆附加條件極少的資金，並允許科學家自己去決定該如何處置這筆錢。需要分發的錢很多。到1932年，光是洛克菲勒慈善基金為美國科學研究提供的資金就達到本世紀初對科學的所有捐助額的六倍。科學史專家丹尼爾·凱弗里斯形容說，羅茲成了“科學界的中央銀行”，而且他最愛說的一句話“讓山巔更高些”也成了基金會非正式的座右銘。

在洛克菲勒和卡內基的慷慨資助以及私人捐款的推動下，私立科學中心，如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20年代迅速壯大——更不用說洛克菲勒一手扶植起來的學校，如芝加哥大學以及紐約市的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不僅新建了大批基礎設施、教學樓和實驗室，學科的力量和影響也大大提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企業和科學界三者之間結成的聯盟——表現為海耳和密立根的全國科學研究委員會——在20年代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形成了一個由學術權威和社會名流組成的科學“集團”：大學教授，商人，政府官員，慈善基金管理人和有錢的理事會，以及國家科學院院長和美國科學發展協會會長。他們在學術會議上互相交流，在彼此的俱樂部中共進晚餐，向對方提出建議，彼此提供資金，互相提名擔任更重要的職務，並共同規劃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科學程序。

這一體制對加州理工學院非常有利。例如，海耳、諾伊斯和密立根都是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的組織者，同時也是國家科學院中頗具影響力的人物。當卡內基基金會——該會基金資助了海耳的威爾遜天文臺——在1919年尋找新的主席時，海耳和諾伊斯確保他們共同的朋友和前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主席約翰·C·麥利安能獲得提名。正如諾伊斯向海耳指出的那樣，“這樣安排的話，你。我、他三個人就可以基本上左右卡內基基金會的政策。”在麥利安當選後，諾伊斯不費吹灰之力就獲得了卡內基基金的贊助：在20年代用於各種化學研究專案的20萬美金——佔到化學系一年總開銷的三分之一。其中一部分錢資助了鮑林的早期科學研究。

毫不奇怪，當時擔任《科學》雜誌編輯的詹姆斯·卡泰爾尖刻地把這種錯綜複雜的聯絡比喻成天文學中計算涉及幾個天體時的行星運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