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部分(第3/4 頁)

物理學家。這位對新生物學的奧秘感興趣的跨學科學者同樣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資助；鮑林十分欣賞這位德國移民，他認為德爾布呂克透過病毒這樣最簡單的生命形式展開生物學研究是“很有道理的”。德爾布呂克知道鮑林近來對抗體情有獨鍾，就建議他閱讀一下帕斯卡·約爾丹最近幾年的一些文章。這位德國學者在這些文章中提出，兩個一樣的分子在量子力學共振的作用下，會彼此吸引。他認為，這一現象可以幫助解釋諸如基因和病毒——照他的說法，甚至還包括抗體——那樣的分子為什麼具有精確地複製自身的本領。鮑林對此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和德爾布呂克一起到圖書館中將約爾丹的這些論文找了出來。德爾布呂克記得，在研究了五分鐘之後鮑林就宣稱，約爾丹的理論是“胡扯”。幾天後，鮑林對德爾布呂克說：“我就此問題給《科學》雜誌寫了一個短箋；你我聯合署名如何？”德爾布呂克對這篇文章沒有做任何實質性的工作，但是他不想失禮，因而同意簽上自己的名字。

鮑林的“短箋”後來被證明具有預言的性質。他和德爾布呂克合作的“生物工程中分子間作用力的實質”在1940年夏天發表在《科學》雜誌的討論欄中。文章首先用鮑林典型的直截了當的語言反駁了約爾丹關於共振是相同分子間引力基礎的觀點——“我們的結論為，約爾丹運用這一理論的方式是錯誤的，他以此為出發點來解釋生物現象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接著鮑林陳述了自己的觀點：“我們……覺得在對分子間引力和分子的酶綜合作用的討論中，應當著重考慮互補性。”互補的形狀就像沖模和硬幣的關係，正是這種關係造就了生物學中的特異性。鮑林特別強調了在分子複製自身的情況下這樣一個概念的重要性，即“互補性也許就是一致性”。

除了打擊了約爾丹之外，這篇短文在浩瀚的文獻中幾乎沒有泛起一絲漣漪。直到多年之後，它才被重新發掘出來，並被科學史專家頌揚為一門新科學的奠基之作，是“分子生物學的宣言”。DNA將成為互補性和一致性合二為一的一種分子。

連續幾個月，鮑林向韋弗表達了自己對免疫學日益高漲的興奮之情，特別還說明這是人工製造抗體的機會。鮑林在1941年初提出了一項非正式的資助申請：每年兩萬美金，用以全面開展免疫化學研究的一個專案。這筆錢將使加州理工學院能夠僱用三個研究助理，三個研究生助手，一個訪問教授，一屋子的實驗用動物，一個用最好的儀器配備起來的實驗室。這筆錢相當於鮑林為整個結構化學所作的預算，韋弗在2月份訪問加州理工學院期間，告訴鮑林他的要求“太過分了”。鮑林將申請數額壓縮了幾乎一半。韋弗首先請教了這一領域內的一些知名學者。蘭德施泰納和其他人告訴他說，人工製造出抗體將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在韋弗的積極遊說下，洛克菲勒基金同意在三年中每年向鮑林提供一萬一千美金以資助他的免疫學研究工作。這筆錢使鮑林能夠永久地僱用坎貝爾，給一位前途遠大的青年博士後戴維·普萊斯曼提供資助，並添置了足夠的裝置、兔子和注射器以開展實驗工作。

在韋弗接觸過的眾多科學家中，唯一的稍帶警告口氣的意見來自尖刻的英國生物化學家諾曼·皮裡。韋弗在筆記中寫道，皮裡希望“鮑林不要在一些假設之上再堆砌另一些假設，不要堅持針對每一種可能的情況作出這一假設，現在應該靜候實驗的證據。”換句話說，皮裡希望鮑林不要“重蹈林奇的覆轍”。

11　鷹

有序的世界

鮑林最早收到阿爾伯特·勳弗利斯的信是在1938年12月份。信是用德文寫的，剋制的語氣中流露出一絲恐慌。勳弗利斯是猶太人。他的父親是一位知名的德國科學家，一個X射線晶體學的開創者，也是勞厄的朋友。勳弗利斯本人在法律界工作，曾擔任十年的德國法官，後來希特勒的紐倫堡法案剝奪了他的這一權利。他認為，這簡直是在發瘋，但是同許多德國人一樣，他覺得一切遲早會過去。他將自己的無所事事看作是強制的休假，可以和自己的三個孩子多呆些時候，並上了幾門化學課程。然後他被告知猶太人不可以讀書。1938年11月的一個冰天雪地的夜晚，暗殺和毆開啟始了，到處是破碎的玻璃和流血的頭顱。勳弗利斯覺醒了過來。和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一樣，他絕望地試圖離開德國。勞厄關照他給美國的科學家寫信，其中就包括鮑林，希望有人能夠給他辦理學生簽證。

在30年代末，鮑林收到過許多絕望的德國學者的來信，勳弗利斯只是其中之一；他的答覆無一例外充滿同情，彬彬有禮，然而他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