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⒆詠映隼礎５�牽��薹ㄈ靡潑窆僭奔湧彀焓碌慕�獺Ｋ��1939年春天給勳弗利斯寫信，告訴他將繼續努力。他的信被退了回來，上面敲了一個“地址不確”的章。

從30年代中期開始，許多來到美國的猶太科學家都講述著諸如此類的恐怖故事。希特勒借口維護民族的純潔性，驅逐或者監禁猶太教授和那些同情猶太人的德國學者，將德國的大學搞得支離破碎。在這一過程中，希特勒摧毀了德國科學的大部分。許多猶太學者仿效愛因斯坦，來到美國安家。許多非猶太科學家，包括索末菲，竭盡全力提供了幫助，並在早期公開譴責納粹的行徑。有些科學家，像海森伯，保持著沉默。還有一些人領導了清洗運動。這簡直是一場惡夢，動搖了鮑林對於科學理性的信念。

到了1939年，鮑林覺得必須制止希特勒的罪行。他在9月份給一位英國朋友的信中寫道：“全體美國人民都贊成英國反對希特勒的行動。我希望民主力量聯合起來，儘快結束這一場災難。”在1940年春法國淪陷後，鮑林的憂慮加深了。他深信，如果美國不直接干預的話，英國也將陷落，因為希特勒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戰艦編隊，擁有絕對的制海權。

現在的問題是應該如何行動。從傳統上來說，科學家對政治漠不關心，他們尋求的是可以求證的事實，而把世界大事留給政治家們去操心。不捲入政治旋渦是科學界一條不宣的定律，大家對此都採取默許的態度，因為這是科學態度的一種自然合理的延伸：多數科學家覺得他們在任何公共角色中應該保持公正和客觀，就像他們在進行科學研究時那樣，他們應該執著於對知識的追求，而將沒有頭緒或無可考證的政治問題留給政客們。這並不是說科學家們沒有政治觀點；只是他們並不張揚他們的觀點。鮑林同樣抱有這一態度。儘管在愛娃·海倫的影響下，他早在30年代初就偏向於左翼，但是在公眾場合，他從未宣講或者發表過任何政治言論。

然而，他對於科學家在公共事務中應該扮演的角色的認識正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1939年，他閱讀了《科學的社會作用》一書，作者是約翰·戴斯蒙得·伯納爾，一位英國晶體學家。伯納爾在這部長篇大論中詳盡而又嚴厲地批判了科學在對待世界事務方面的無能，徹底摧毀了科學是不受世俗雜務煩擾的理性聖地的觀念：“過去人們總相信科學研究會導致生活水平的不斷改善，”伯納爾說道，“但是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著是經濟危機，表明科學可以同樣容易地被用來達到破壞的目的。要求停止科學研究的呼聲也日益高漲，並以此作為唯一的手段來維持一種可以忍受的文明。科學家們面對這些批評，不得不第一次認真地考慮，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如何才能有效地與身邊發生的社會和經濟發展聯絡起來。”伯納爾是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名世界統一政府的倡導者。他提議科學家應當仿效一種運用自己的才能為大眾服務的社會主義模式，而不是去為資本主義經濟添磚加瓦。他還認為科學家們本身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烏托邦的障礙。照伯納爾看來，一個科學家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屬於中產階級者的順民，而最糟糕的情況則會淪為資本家的附庸，“受僱於國家、企業或某些半獨立機構，如直接或間接依賴國家或企業的大學。因此，出於謀生的需求，科學家的真正自由被侷限於其僱主所能容忍的範圍內。”伯納爾繼續寫道，科學工作者必須組織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認清自己的社會責任，並採取相應的行動。“讓科學獲得自由，它將更加有效地為全人類的進步作出貢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服務於少數人的利益。”

鮑林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並將它作為自己在加州理工學院開設的討論課上的一個議題。他贊同書中大多數觀點。在愛娃的影響下，他對於世界的興趣擴充套件到美國的基本權利和政治問題上；現在他開始相信科學家對於這些問題也許能夠發表一些有用的言論。和伯納爾一樣，他認為現代世界的大多數發展紮根於科學進步，而科學家比其他人更加了解這些進步，因此他們在公共辯論中應該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學家還擁有一項技巧——科學方法——可以對資料進行冷靜和理智的分析。這樣，只要有足夠多的資訊，他認為科學家完全可以運用自己的技巧對政治或者社會問題，如怎樣對付希特勒，進行有益的思考。

接著愛娃又慫恿鮑林閱讀《現代聯邦》一書。美國政治記者克拉倫斯·斯特雷特描述了極權主義的危險並提出了與之抗衡的一種新的思想：按照美國聯邦的模式，將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聯合成一個整體。斯特雷特提出的將美國憲法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