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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瞅個雲窟窿再鑽上去，　既隱蔽了自己，又節約了大概十幾二十秒吧，剛好打F－84一個措手不及。有人說我靈活機動，有人說我會抓戰機，我說，馬克思講‘時間就是軍隊就是勝利’，我是按老祖宗的教導辦事，活學活用，立竿見影。”

進入角度正確。“那天的天時、地利、人和都在我手上，那麼多有利條件如果還打不上，　下來真得把臉面掖褲檔裡走路了。中午11點，太陽130°的樣子，我們順光他逆光，敵人不容易看到我們，我們看他很清楚，最近時，劉景泉戴著氧氣面罩眯著一對小眼，真真切切。另外，一般空戰誰佔高度誰優勢，可那天接敵時，他高度2000，我才1200，偏偏是我主動。因為敵我雙方飛機都塗了草綠色迷彩，剛好海面有輕霧，海水是墨綠色，從上往下看，飛機顏色與海水差不多，不易發現目標。從下往上看就不一樣了，天像一塊一塵不染的藍玻璃，敵機橡四隻嗡嗡飛過的綠蒼蠅，要多清楚有多清楚。所以，世界上就沒有什麼絕對的一成不變的東西，事物都有侷限性、相對性，戰場上，有時你變換戰術，違背常理，反而能收奇兵之效。”

進攻戰術正確。“其實，與其說我方正確，還不如說對方失誤。當我發現敵機時，他在我右側5000－6000米稍前一點位置，飛行行話叫做小距離（前後縱向）大間隔（左方橫向）。此刻，如果敵機向右作小於90°轉彎，間隔變成了距離，我們攻擊就相當困難了。　誰知，他偏偏向右作180°轉彎，正好給我們造成切半徑攻擊的有利條件，這是敵人戰術上犯的第一個兵家大忌。很可惜，高長吉大概太激動，一串長射沒打上，給了他們一次生的機會。敵人也亂了方寸丁，一看我們切半徑攻擊，又趕緊向左轉，這是他們最致命的錯誤，等於把自己的背側完全暴露了，使被彈面增大。訓練中都難找這麼好的角度，高長吉、張以林餓虎撲食，真是猛、穩、狠、　準啊，　一人幹掉一架。　我還記得，　回來判讀膠捲，高長吉擊中射擊距離是169。5米，張以林是151。59米。這麼近，鳥槍也得把他打下來。”

正確中也有不正確。“我是距離敵機366。66米時開的火，六六大順，這本來是一個挺吉利的數字嘛，也看見敵機身冒著火花往下掉，我以為他完蛋了，太高興太激動吧，一楞神，媽的，兔崽子沒栽下去，超低空擦著海面跑了。把我懊惱後悔難過的呀，沒法說啦。飛行員逮住一次擊落敵機的機會很不容易，如果你把握不住流星一樣閃一閃就沒影的戰機，就像奧運會上運動員臨場失手一樣，對不起，金牌四年以後再見吧。遺憾，這之後我又飛了兩個四年，命中註定，這輩子再沒有將敵機擊落的機會啦。”

有時，命運是一位崇拜英雄的美人，她在英雄面前灑滿鮮花，鋪出一條沒有飛機也可直上青雲的通衢大道。幾年間，趙德安由副團長而團長，副師長而師長，而且，那路似乎還有繼續伸展延長之趨勢。談不上心花怒放，不等於沒有雄心勃勃，趙德安玩命工作的宗旨就是一個：在有生之年，圓了親手將敵機擊落的夢。退一步講，也要以自己團隊擊落更多的敵機來補償。

有時，命運又成了反覆無常的小人，被捧上了天的英雄千萬留神，稍不小心，滿目奼紫嫣紅就變成了一片荊棘叢生。空戰夠眼花繚亂吧，但比起“文化大革命”，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關鍵是，　空戰再亂乎，你也一下子就能分出敵我來，而身處“史無前例”中，所有的人都是“一顆五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趙德安還沒修煉出火眼金睛，腦袋瓜就更顯得不夠使了。事情邏輯就是這樣，吳法憲是空軍司令；空軍司令講林立果可以調動一切指揮一切；“兩個一切”大駕光臨，誰敢怠慢，吃飯、喝酒，三杯下肚，糊塗出口，就講了些諸如“堅決服從指揮、調遣”一類當時看沒啥日後看了不得的昏話；溫都爾汗一聲爆炸，廣空成了“重災區”，“英雄”在九天之上摔了個仰八叉，跌落塵埃，“比被敵機打下來還慘”；先審查，審來審去沒有啥，又到幹校勞動，又到工廠勞動，別人整天垂頭喪氣哀聲嘆氣，他照吃照睡照鍛鍊，“想一想小時最大的理想是吃飽飯，不論咋樣我都知足了，知足者常樂”；熬了一個“八年抗戰”，盼來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審查，結論“一般認識問題”，於是苦盡甘來，官復原職；可惜“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兩年後——1983年正式離休，由飛機場直接退到了門球場；十年間，以當年學飛般的刻苦和勤奮鑽研門球，球技已至爐火純青，“除非颳大風下大雨，不論上午下午，禮拜天節假日，你都能在這個球場上找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