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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突然從雲隙中竄出，向著已無還手之力的杜鳳瑞開炮，鮮血染紅了雪白聖

潔的降落傘。怒火萬丈的我高射炮兵，立即向這萬惡的強盜開火了，打得

他一頭栽進波濤滾滾的大海……

同一場空戰，臺灣與大陸的版本就是這般南轅北轍，相差了十萬八千里。我承認，儘管大陸方面的說詞可信度為高，我仍被臺灣方面的信誓旦旦給鎮唬住了。細細咀嚼，大陸版故事也相當富於戲劇色彩，其中確有若干疑團需要澄清。我非歷史的評判官，但“歷史只有一個”的信念又推動我踏上吃力費時的採訪路。當我把一個又一個問題向空戰的親歷者、目擊者和研究者丟擲之後，回收的仍不是結論，而是直錄，為後人描摹出歷史真面目提供了一個參照系的直錄。

我的第一個問題：　張乃軍失手天庭跌落塵埃，　其剋星究竟是誰？他肯定未作“神風”特攻隊式的自殺攻擊嗎？有沒有雙方飛機在激烈的纏鬥中直接碰撞的可能性？

在江西南昌某空軍幹休所，我見到了當年杜鳳瑞的長機、原空14師射擊勤務主任姜永豐。一個半小時訪談，高高瘦瘦的姜老留給我長者的坦誠與負責。聽說我要寫書，他的觀點非常鮮明：年輕人，你要寫書就得學習司馬遷，敢於“秉筆直書”。司馬遷的《史記》如果滿篇假事假話，屁價值也沒得，你說是吧？

1958年“雙十”空戰，嚴格講，我們打得不太好，或者說，我們原本

可以打得更好。

首先，我們的戰前準備顯得倉促。我們是兩種氣象均能出航的大隊，

打硬仗應該安排能飛複雜氣象的尖子飛行員上去，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那天早飯過後，天氣轉好，領導可能考慮鍛鍊新飛行員吧，換了幾個只能

飛普通氣象的擔負戰鬥值班，　杜鳳瑞也是其中一個。因此，我們這8架是

臨時湊成的，沒有經過很好的合同演練。人員剛換，戰鬥警報就來了，我

們馬上進入一等，起飛迎戰。

其次，我們的對空指揮也有問題。我們由東向西起飛，先向著內陸方

面爬高，　然後轉向西南，沿著海岸尋找敵人。早晨7點多鐘，太陽光在東

方非常耀眼，敵機背陽，我機向陽，搜尋位置對我不利。此時，杜鳳瑞開

加力動作慢了，稍稍掉隊，距我有二千米的樣子。桓樹林第一個發現敵機，

在我們左邊，從海上壓著坡度向我機迂迴過來。地面指揮所命令我們右轉，

估計是嚴守不出海作戰的規定。李振川便帶隊右轉，我一看不好，把屁股

扔給敵人了，急忙報告帶隊長機：“敵機咬尾，不要右轉！向左轉！”我

嘩的一下向左轉過去了，而李振川已經右轉，我們的隊形亂了，處於分散

狀態。那天我們8架，敵人6架，如果我們都向左轉，在佔位上有利多了。

打空戰就是這樣，誰咬到了對方的屁股誰佔便宜，不像跑百米，誰在前邊

誰是冠軍。一個口令有誤，原來我們有利，反而不利，否則，戰果可能會

好一些。

我追擊敵人的兩架，在一千多米的距離上開炮數次。而敵人另外4架，

切半徑咬上我了。這時，落在後邊的杜鳳瑞又因禍得福，正好切上咬我的

敵人。　我聽到杜鳳瑞喊我：“3號，敵人向你開炮了，趕快脫離！”我感

覺到飛機一抖，翅膀上被敵機槍子彈掃了好幾個洞。杜鳳瑞為了掩護我，

也猛烈向敵人開炮。敵人躲避，把我丟了，我乘機拉起來擺脫，再轉下來，

就誰也看不到了。

返回機場，才知道杜鳳瑞已經犧牲。我們也打掉他一架，而且逮到個

活的。師長問我，“老薑，你開了炮，是不是你打下來的？”我說，“我

開炮的距離太遠，不可能是我打的，我心裡有數。”幾十年我都是這麼一

個講法，人可不能貪天之功呀，這個功勞得記在杜鳳瑞的賬上，張乃軍百

分之百是他打下來的。

臺灣說張乃軍勇撞我機，不值得一駁，因為張乃軍好好一個大活人在

我們手上嘛。兩機無意中相撞的可能性也是零，兩架高速運動的戰鬥機相

撞必然炸成粉末，　根本沒可能雙雙跳出來。國民黨一會講打掉我們5架，

一會講6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