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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和莫可文對坐著，忽見他襟頭上垂下了一個二寸來長的紙條兒，上頭還好象有字，因為近視眼，看不清楚，故意帶上眼鏡，仔細一看，上頭確是有字的，並且有小小的一個紅字，象是木頭戳子印上去的。我心中莫名其妙，只是不便做聲。席間談起來，才知道莫可文現在新得了貨捐局稽查委員的差使。卜子修是城裡東局保甲委員，這是我知道的。大家因是午飯，只喝了幾杯酒就算了。

吃過飯後，莫可文先辭了去。我便向卜子修問道：“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上，拴著一個紙條兒，上頭還有幾個字，不知是甚道理？”卜子修愕然，稜了一稜，才笑道：“我倒不留神，他把那個東西露出來了。”醉公道：“正是。我也不懂，正要請教呢。那紙條兒上的字，都是不可解的，末末了還有個甚麼四十八兩五錢的碼子。”卜子修只是笑。我此時倒省悟過來了。禁不住醉公釘著要問，卜子修道：“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來了，每有應酬，都是到兄弟那邊借衣服用。今天的事，兄弟自己也要用，怎麼能夠再借給他呢。兄弟除了這一身灰鼠之外，便是羔皮的。褂子是個小羔，還可以將就用得，就借給了他。那件袍子，可是毛頭太大了，這個天氣穿不住。叫他到別處去借罷，他偏又交遊極少，借不出來。幸得兄弟在東局多年，綵衣街一帶的衣莊都認得的，同他出法子，昨天去拿了兩件灰鼠袍子來，說是代朋友買的，先要拿去看過，看對了才要；可是這個朋友在吳淞，要送到吳淞去看，今天來不及送回來，要耽擱一天的。那衣莊上看兄弟的面子，自然無有不肯的；不過交代說，鈕絆上的碼子是不能解下來的，解了下來，是一定要買的。其實解了下來，穿過之後，仍舊替他拴上，有甚要緊。這位莫可翁太老實了，恐怕他們拴的有暗記，便不敢解下來。大約因為有外褂罩住，想不到要寬衣吃飯，穿衣時又不曾掖進去，就露了人眼。真是笑話！”醉公聽了方才明白。

坐了一會，家人來說馬車來了，我也辭了回去。換過衣服，說起今天的情形，又提到陳稚農要宣付史館一節，不禁嘆道：“從此是連正史都不足信的了！”繼之道：“你這樣說，可當《二十四史》都是信史了？”我道：“除他之外，難道還有比他可信的麼？”繼之道：“你只要去檢出《南北史》來看便知，盡有一個人的列傳，在這一朝是老早死了，在那一朝卻又壽登耄耋的，你信那一面的好？就舉此一端，已可概其餘了。後人每每白費精神，往往引經注史，引史證經，生在幾千年之後，瞎論幾千年以前的事，還以為我說得比古人的確。其實極顯淺的史事，隨便一個小學生都知道的，倒沒有人肯去考正他。”我道：“是一件甚麼史事？”繼之道：“天下最可信的書莫如經。《禮記》上載的：”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這可是讀過《禮記》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武王十三年伐紂，十九年崩；文王是九十七歲死的，再加十九年，是一百十六歲；以此算去，文王二十三歲就生武王的了。《通鑑》卻載武王生於帝乙二十三祀，計算起來，這一年文王六十三歲。請教依那一說的好？還有一層：依了《通鑑》，武王十九年崩，那年才得五十四歲；那又列入六經的《禮記》，反以不足信了。有一說，說是五十四歲是依《竹書紀年》的。《竹書紀年》託稱晉太康二年，發魏襄王墓所得的，其書未經秦火，自是可信。然而我看了幾部版子的《竹書紀年》，都載的是武王九十四歲，並無五十四歲之說。據此看來，九十三、九十四，差得一年，似是可信的了，似乎可以印證《禮記》的了；然而武王死了下來，他的長子成王，何以又只得十三歲？難道武王八十一歲才生長子的麼？你只管拿這個翻來覆去的去反覆印證，看可能尋得出一個可信之說來？這還是上古的事。最近的莫如明朝，並且明朝遺老，國初尚不乏人，只一個建文皇帝的蹤跡，你從那裡去尋得出信史來！再近點的，莫如明末，只一個弘光皇帝，就有人說他是個假的，說是張獻忠捉住了老福王宰了，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叫做’福祿酒‘；那時候福王世子，亦已被害了，家散人亡，庫藏亦已散失，這廝在冷攤上買著了福王那顆印，便冒起福王來。亦有人說，是福王府中奴僕等輩冒的。但是當時南都許多人，難道竟沒有一個人認得他的，貿貿然推戴他起來，要我們後人瞎議論，瞎猜摩？但是看他童妃一案，始終未曾當面，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象這麼種種的事情，又從那裡去尋一個信據？“我道：”據此看來，經史都不能信的了？“繼之道：”這又不然。總而言之，不能泥信的就是了。大凡有一篇本紀，或世家，或列傳的，總有這個人；但不過有這個人就是了，至於那本紀、世家、列傳所說的事蹟，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