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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不休談論的“國際主義”難道就是這種貨色嗎?如果這就是革命的話,她寧願被人革去自已的命而不願意去革人家的命。她希望這是一個幻夢,可它偏偏是一個無情的現實。
就在她聽見這些話的第二天,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九日,格瑞那達發生了政變,畢曉普被政變軍隊逮捕,十幾分鍾後就被槍殺了。一切進行得如同外科手術般精確。這是一幕喜劇,又是一幕悲劇。有些人末出場便被確定要死去,有些人則被安排接受人們的歡呼。這幕劇裡的演員是瘋子,他們在舞臺上認真表演著彩排過的悲歡離合;觀看這幕劇的觀眾—它的名字叫世界——是傻子,它看得目瞪口呆;這幕劇的編劇和導演當然是騙子了,他的任務不是感動自己,而是感動觀眾。他成功了。他賺取了觀眾大把的眼淚和驚愕,還有許多很“實惠”的東西,爾後偷偷地笑了。當然,這不是最後的笑,因而也不是最好的。
蘇菲啞懷著一顆破碎的心走向海灘。她聽見了一個淒涼的歌聲:“被獵的兔每一聲叫/就撕掉腦裡一根神經/雲雀被傷在翅膀上/—個天使止住了歌唱。”是格瑞那達的老百姓在唱。這時候他們唱這樣的歌給誰聽呢?“被獵的兔”,何其生動而形象的比喻!那不正是一隻被獵的兔子嗎?誰是獵人?大使?不,他充其量是一隻獵犬,獵人是那個住在哈瓦那的大鬍子。
格瑞那達的黃昏是美麗的。她站在海邊。滿天夕陽如火。火中的水,水中的火,象一片血的汪洋。她的理想和希望淹沒在血中。古巴式的革命被溺死了。4
▲無獨有偶,幾乎在這同一時刻裡,另一個人也想到了血。白髮蒼蒼的威勒先生站在佛羅里達的一個軍港外,含淚注視著“關島”號航空母艦駛進大海的懷抱。他的兒子在那艘艦上。“一艘航空母艦的血該是多少人的血?是多少母親的兒子的血?”他在日記中寫道,“這個世界上的血跡已經太多,多得連再多一摘也不能容下了。”以“關島”號航母為主體的美國特遣艦隊是駛向另一個半球去的。黎巴嫩是今天的凡爾登。阿拉伯人在那裡流血,猶太人在那裡流血,法國人在那裡流血,美國人也在那裡流血。有人害怕流血,有人希望流血。
全世界都注視著這支強大的艦隊,注視著這支艦隊要去的地方,而派出這支艦隊要人卻注視著另一個東西——那顆石榴。那石榴真好,惹得又一個人向它伸手了。畢曉普死後,格瑞那達局勢動盪,古巴有人在笑,美國也有人開始笑了。他們誰笑得比較好一點呢?有人提醒卡斯特羅注意美國,他卻說:“里根最多隻能瞪瞪眼罷了!”不錯,里根是瞪眼了,可是在瞪眼之後他又動手了。
●卡斯特羅並不真正瞭解他最強的也是最近的對手,這是一個悲劇。僅僅輕視對手是不夠的。輕視對手等於輕視自己。固然,里根有很多被人輕視之處,譬如,他看報紙時首先要看他喜愛的漫畫連環畫;在回答記者問話時,他竟忘記了法國總統的名字;在他的橢圓形辦公室裡辦公時,他總愛把辦公桌最下面的抽屜拔出來,把腳放上去,還搖晃,那動作委實不雅觀呢;即使是在最肅穆的會議上,他也能夠毫無顧忌地把他愛吃的膠質軟糖撤在桌上,一粒粒丟進嘴裡。這是一個孩子,還是一個總統?這是那個社會墮落的象徵呢,還是朝氣勃勃的體現?這樣的人在古巴,在蘇聯,能當上車間主任就不錯了。可是,美國人民偏偏選了這樣一個人來體現他們的意志!這一切,在古巴是被輕視的,在蘇聯更是被輕視的,但,被一個社會輕視的東西說不定在另一個社會里恰恰是受重視和欣賞的呢。
卡斯特羅牢牢記住了這些令人可笑的小故事,卻忘記了一個大故事:里根是一個鷹派人物,他的成功是美國社會的產物。共和黨提名讓他當總統候選人,而且當選了,說明他們需要他,如果不,美國第四十任總統也許就是卡特、愛德華·肯尼迪,或是其他什麼寵兒了。當他在電視裡激昂地說“我們要重新受到尊重”的時候,有多少美國人的眼睛潮溼了。美國需要重溫舊夢,而里根就是撥轉時針的人。他可能永遠也當不了一流電影演員,但未必當不了好總統,當然是美國的。
里根早就注意到那顆正在漸漸變紅的石榴了。石榴離他那麼近,怎麼能讓別人輕易摘取?他有一條名叫薩姆的狗,狗鼻子裡有一根豪豬刺,薩姆痛苦得天天哀鳴。古巴是一根豪豬刺,尼加拉瓜也是,格瑞那達正在變成豪豬刺。上帝,那我可怎麼活!這三個國家的地理位置形同一個三角,有人用“拉美鐵三角”來描繪它們,夠貼切的,但不盡準確,因為格瑞那達那一角還停留在礦石階段,尚未變成鐵。卡斯特羅正在拼命冶煉它。那些武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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