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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亡國之君的詩詞別議

題曰“讀史品詩”，首先因為這文字其實是自2005年孟秋而至2008年仲夏近三年時間內，本人應中國黃河電視臺之邀，為其對北美地區直播的“天天詩詞”欄目做了近500期的嘉賓，而我講讀詩詞的觀點，基本上都是以史為鑑。今日寫來，也只是要對這一段“嘉賓”工作略作總結而已。而具體說到所謂的三個寫詩的亡國之君，則也因為這三個人實在是太值得歷代的文人和政治家們玩味一番了。這三個人，就是以一曲《玉樹*花》而出了大名的陳後主陳叔寶，以詩詞藝術而在陣容強大的古代詩人中可以佔得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的南唐後主李煜以及在詩書畫諸方面都頗有造詣的著名昏君宋徽宗趙佶。

先說那個陳叔寶，此人原本聰明得很，從小生在宮中，受過良好教育，詩寫的是相當不錯的。就說那首每每為後人詬病的《玉樹*花》，雖為聲色之作，卻是流暢清麗，描寫頗為傳神。他現存的近100首詩詞，就藝術而言，也大都是有些價值的。然而，錯就錯在作為文人的他不該同時又是個皇帝。他的周圍，盡是文人騷客，還培養了幾個姿色可人的“文學女青年”，美其名曰“女學士”。就是這些人，每日與他飲酒賦詩，填詞作賦，只是不談國家大事。不僅如此，他還寵愛以張麗華為代表的一干淫妃豔妾，甚至與大臣們討論國家大事，也要“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如是而已，最終鬧了出“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的亡國悲劇也就不足為怪了。

再說南唐後主李煜，此人在位十五年，本是有時間，有條件精修武備，強兵富國，做一點大事的。因為他所統治的江浙一帶原本富庶之所，魚米之鄉，且又較他的對手北方的宋朝而言戰事要少得多。百姓士卒並無疲戰之苦。然而，十五年間，李煜絲毫沒有想起過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也從來沒有想到國家命運危在旦夕。與陳後主一樣，他所熱衷的同樣是令人沉醉的音樂與詩歌，當然也少不了與此相配套的歌舞女色。正因如此，當宋太祖趙匡胤的大軍兵臨金陵城下時，他連想都沒想抵抗的事便出城投降了。然而，也正是從這一刻起，他才想起了自己身上原本應有的政治家色彩，筆下詩詞也終於由那些淫詞豔曲而轉向深沉的懺悔與自責。

至於那個因其昏庸*而直接導致整個中國歷史逆向行駛的千古罪人宋徽宗趙佶，可以說他的才華怕是要在陳叔寶與李煜兩位“藝術家”之上，而他的荒淫與*，他的治國無方就更在那二人之上。必須指出，宋徽宗執政的年代，原本應當是整個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最最具備飛躍發展的一個歷史關頭。當時的北宋，歷經神宗、哲宗二朝雖有反覆但終有起色的改革，可以說民族資本主義的萌芽已經成長起來，大江南北，市易繁榮，作坊工場，規模宏起，而以沈括等為代表的一批優秀科學人才的湧現，又使得大宋朝在冶金、製造、火藥、印刷、天文、地質等各項科技領域高居世界前列。然而，錦繡江山，絕好條件，在宋徽宗眼裡不過是聲色淫樂的資本而已。生辰綱、花石綱，橫徵暴斂無度；蔡貴妃、李師師，淫詞豔曲不絕。作為皇帝，他全然不知北方的宋江、南方的方臘所反為何；作為國君，他更從不瞭解西北的契丹、東北的女真究竟在想什麼。直到有一天，當他斷送了中國最初的資本主義萌芽，當他摧毀了當時領先世界的科學技術園地；當他和他的兒子為金兵所俘，押往北國冰城時，他才幡然徹悟，寫下了那首算得上他一生中最有價值的絕筆詞——《北行見杏花》，以此來“憑寄離恨重重”。

想當初，隋文帝在滅掉了陳叔寶的小朝廷後曾經感嘆：“陳叔寶有那麼多工夫作詩，怎麼就沒有時間想想國家大事呢？”而魏徵在談到陳後主時更是一針見血：“亡國之君，多有才藝。”這個評價，起碼用在陳後主及他之後的李煜和趙佶身上同樣是恰如其分的。

問題是，當了皇帝，做了政治家就不能寫詩，寫好詩了嗎？倒也未必，別人不說，魏武帝曹操就是一例，不僅政治軍事樣樣成功，那詩歌也無愧“建安風骨”的筋骨與棟樑。正所謂橫戈馬上定天下，鐵筆賦詩寫春秋。只不過，曹操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少了。若論治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在李煜等人之上，但倘說作詩，即以文韜武略的唐太宗甚或女皇帝武則天這樣的天下奇才而言，他（她）們的那些詩歌，說到了也只是因人而傳，絕非因詩而貴，不信，你找出一首能有“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樣千古傳唱的詩句來看看。

看起來，當皇帝與做詩人實在是兩個關係不大的專業，做好一個就不容易了，對於想做詩人的皇帝來說，還是犧牲掉那一點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