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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指示並沒有公開發表。但到仲夏，幾乎每一個人都確信，民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都要受到衝擊。四個月後，工廠主和店主便成了反對“五毒”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的目標。同鎮壓反革命運動一樣，這場運動很快便以“五反”運動而聞名。也是在黨的領導下，發動廣大群眾參加的運動。數以百計的商人自殺，好幾千人不得不交出鉅額罰款或拖欠的大量稅款。

在農村，領導層同樣也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的任務。土改一結束，農村的支部就開始動員那些無地、缺少牲畜和農具的農民聯合起來，組成互助組。一開始，互助組的規模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人，並且是季節性的；也並沒有強加上黨的意志以促進這些“社會主義萌芽”發展。

在經濟上，國家業已順利地完成了各項任務。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中央政府為緊縮發展經費以追加軍事預算而制定的“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在中國參加朝鮮戰爭後使通貨膨脹進一步得到了控制。儘管經過了土地改革、五反運動，並中斷了中國同西方的貿易往來，但1952年的工農業產量仍然超過了日本人侵前最好的年份（並大大超過了1949年的產量）。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國內和平環境的自然的回饋，還有部分原因是共產黨獲取了日本在東北建起的工業基地、東北工業基地對取得上述好成績的影響是很大的。

1952年，當鄧小平到達北京時，黨的最高領導層已達成了一個共識，即朝鮮戰爭所帶來的戰時緊張狀況一結束，中國就應該立即開始實施迅速發展經濟的計劃，而且這個計劃應該仿效蘇聯斯大林的模式。它的主要特徵是，國家集中大部分資金用於工業建設，在工業方面集中發展大規模的和資金密集型的工業專案。這時，領導層中似乎沒有一個人提到農業問題，即農業如何能滿足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對糧食的需要，以及如何保證工業計劃的順利進行。農業本身幾乎沒有得到任何中央投資，似乎也沒有人提出過，要為城市人口提供衣服和其他消費品，並能更快和更多地收回投資的輕工業，為何所能得到的投資還不足全部中央投資的百分之十。當時的中國還完全照搬了蘇聯的機構及其職能。這些機構包括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和一整套的工業部委，每一個部委都管轄著本領域內的所有的工廠，其中包括舊的和新建的工廠。其主要職能是為原材料的均衡分配製訂計劃，並按照這一計劃擬定所有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和分配表。

另一方面，高層領導對社會政策也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在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已成為現時的一個敵對階級之後，毛想繼續進行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其他幾個人，劉少奇和周恩來當然包括在內，卻想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式，即土地、工廠和商店的私有制，允許它們同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長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批評了這條路線的倡導者。他說，他討厭他們提出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從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沒有明確的時限）和“確保私有財產”的口號，在8月召開的黨的財經工作會議上，毛又重申了這一點。他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同年10月，便向全國宣佈了一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的形式要經歷—個逐步衰亡的過程。

當鄧小平到達北京時，他被任命為副總理和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因而他主要是在政府任職，而不是在黨內任職。這時，周恩來同擔任副總理和財經委員會主好的陳雲。成了他的上級別最親密的同事。他主管水陸交通。1953年9月，他的工作重心轉向了更為精細的財政工作，這時他接替薄一波任財政部長。薄一波是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建立129師根據地時便已十分熟悉的一個北方人（由於他在1952年底採用的一套“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稅制受到毛的批評而不得不辭職。毛在8月會議上批評他所犯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抬頭”）。

鄧一定認為他會在這個新的崗位上——一個敏感而又重要的崗位——呆上更長一段時間，而實際上，他擔任這個職務僅九個月。1954年6月，他又被任命為中央（原文有誤。鄧是4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譯註）委員會秘書長。這樣，他的工作就由政府工作轉向了黨的工作。這項工作使得他與毛和劉少奇有了更為密切的接觸，也使他成為毛劉和全國各地黨組織之間的一條最主要的紐帶。

他這第二次職務變動的背景是，時任政治同委員、國家計委主席的高崗和黨的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