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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進一步會談的日期。這就發出了破裂的訊號，而且正如其結果所表明的，這標誌著兩黨間長達二十六年的正式交往的結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流傳著一個故事，說毛否決了鄧起草的這份中國人在會議前公佈的檔案，也許其中有一定的真實性。但即使是有的話，也並不意味著毛已不再信任鄧了。毛經常對其他人起草的檔案感到不滿，而且如果他對給他留下很好印象的鄧的能力有什麼懷疑的話，他就不可能派鄧去同蘇斯洛夫或者是同赫魯曉夫本人較量。無論如何，在這次事件後，他曾表示，對鄧的表現感到滿意。更為不尋常的是，他親自到機場迎接返回北京的鄧，隨後，他又指定鄧擔任一個寫作小組的組長。這個小組是為了準備寫作關於這場論戰的起因和經過的詳細的、公開的報告而成立的。這個報告在1963年和1964年間分九個部分［簡稱“九評”］發表，而且頗具說服力。

在國內，從1961年到1965年，鄧主要活躍在兩個領域：制定經濟恢復的計劃，組織一場旨在處理在“大躍進”之後普遍存在於黨內的腐敗、缺乏紀律性和道德敗壞等現象的運動。

恢復經濟計劃主要由四個人負責：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和鄧小平。它的主要內容是調整“大躍進”在制度上的大部分創新措施，以年度計劃代替五年計劃，把投資重點從重工業轉向輕工業和農業（從而實行毛澤東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條最重要的建議）。

鄧對其主要內容，尤其是在農業和工業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主要扮演的是協調者的角色，似乎是他在安排每一項經濟和教育活動的政策檔案，這些檔案都由黨的一位資深的黨員監督起草；他還協調為檢查各項政策而成立的三個委員會的工作。

到1961年底，這些人和這三個委員會制定出了八個重要的政策檔案和幾套法規草案。毛召集了一系列的工作會議來討論這些檔案和草案，它們基本上都得到順利透過。有一種說法是，毛批評了鄧在視察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公社後起草的一套檔案。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反對作為總書記的鄧為會議所作的“準備”。不管怎樣，反正（一種說法是，在毛還沒來得及討論它們之前，鄧便按照會議議程透過了一個或更多的檔案。——原注）毛對此非常氣憤，且責問是哪個“皇帝”膽敢越過他的權力擅自作出這些安排的？然而，並沒有讓鄧靠邊站或讓他作自我批評；毛一定對鄧在短短几個月內領導幾個特別機構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長期規劃所表現出的才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個規劃幾乎廢除了“大躍進”的所有政策。在農村，雖然公社作為一級單位仍然存在，但它們的絕大部分權力卻被剝奪了。主要的經濟單位成為生產隊，約有三十個農戶組成（而在最初的公社裡平均約有四千個農戶）。土地所有權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要負責其成員的管理工作，並負責付給他們報酬。以公社為基礎的不受人們歡迎的收入上的平均化從此銷聲匿跡。個體農戶又可以擁有一小片自留地。在一種已在全國的一部分地區十分普遍並以農業最終實現集體化道路為指南的政治體制之下，生產隊可以同其成員就執行非農業的任務簽訂合約。到1965年，全國的糧食收成達一億九幹五百萬噸，恢復到了發動“大躍進”前的1957年的水平。

在工業方面，放棄了毛在1960年所倡導的工業管理體制。薄一波起草了一個六十條的管理規劃，鄧把它變成了一個詳細的法規，重新採用責任制和專門化管理，並重新確定了工資間的差別。削減了工業的投資比例，關閉了許多虧損的工廠。結果，數以百萬的工人失業，他們離開城市到農村，或者是返回農村，大大減少政府供給城市的糧食的壓力。工業進入不景氣的狀態比農業晚，最不景氣的時候是1961年，但它的恢復卻迅速得多。到1965年，絕大多數工業產品的產量是1957年的兩倍多，並出現了一大批新的工業企業，由於石油產量的迅速提高，為這些企業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因而企業規模迅速擴大。

鄧本人有關發展的觀點在1958年和1962年間也發生了變化。最遲在1959年10月，他盛讚群眾運動是一種最好的方法：　我們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切工作走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有領導地展開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把群眾的智慧和意見集中起來，依靠群眾的力量來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看不見群眾的……積極性……總認為，群眾的覺悟不夠，群眾運動是靠不住的……認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眾運動，但是在建設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