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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堅持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在這個基礎上達到統一。鄧則機敏地或更老實他說，軍閥將會再度出現，全國將會陷入混亂。毛認為鄧的回答比較好。

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澤東這時決定放鬆軍隊對國家政治生活的控制。在各省，省黨委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後他們被革命委員會拿走的大部分權力。但是在革委會中當權的軍人並投有放棄他們的權力，他們搖身一變，成為重新建立許多省的黨委會委員或省委書記。毛想把正在黨內高層供職的軍官換成文官，大大壓縮各級黨委中的軍代表。他還想削弱多年建立起來的中國十一個軍區的司令員的地方權，或許他相信鄧的預言，他死後會有軍閥混戰。總之，他強烈地意識到，除了北京，“槍”現在管著黨。

毛澤東在1973年12月採取了行動。他在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說，他要對各軍區司令重新改組，並在軍委的一次會議上重申了此意。他說，軍委並沒有盡到處理軍事事務的責任。為了獲取軍委會成員的信任和支援，他承認在有關對包括朱德在內的許多“革命英雄”的經歷和政治立場問題上，他曾被林彪矇騙過。為了不讓司令員們擔憂接受改組意味著犧牲地方軍隊的權勢，而無任何回報，他提議讓鄧小平這位可靠的軍隊英雄重新參加軍委工作。毛的策略相當成功。正式調令下達後，八大軍區的司令毫不遲疑地離開了他們的軍區。

毛澤東還向軍委建議鄧小平擔任總參謀長。這個建議當時並未立即執行。但鄧已被選入政治局。這至少把他同激進派分子的關係擺平了，雖然王洪文、張春橋兩人在黨內的地位仍比他高，但他們現在誰也不可能在軍隊和政府的職權上同他較量了。

從1974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務的日常工作交給鄧小平處理了。這對鄧來說是個新的領域。鄧立刻顯露出他的作風與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圓滑甚至有點狡猾的外交作風丟掉了。從1971年7月至1973年11月，在完全秘密情況下四次來華訪問的基辛格，曾同周恩來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諒解的關係。他發現同鄧打交道很難。鄧不容易讓人接近他。事實上鄧當時向基辛格傳遞的資訊的確比周恩來更嚴肅、刺耳。他對基辛格講，美國如若想從與蘇聯的和解中撈到點什麼，肯定是危險的。美國也並沒有兌現稍早所作的有關與臺灣貿易的承諾。

此時，激進派分子也一直盯著鄧小平，只要有跡象，他們就斷言鄧是帝國主義的朋友或說他是崇洋媚外。

鄧擔當新角色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聯合國召開的討論國際合作與發展的特別大會上的發言。他簡明的發言並不是要說明中共在有關南北對話問題上的立場，而是藉機闡述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這一最新理論。這個理論不是來自列寧主義，反而同它相矛盾。這個理論來自毛20年代30年代對中國階級狀況的分析。正如他過去看到的，在中國有三個陣營（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間的）。他現在覺得全球有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兩個超級大國。它們比其他所有國家的勢力都強大，有瓜分世界稱霸全球的野心。第二世界是其他發達國家。中國是第三世界。雖然中國有能力成為和美國、蘇聯一樣強大的國家，但卻沒有野心稱霸世界，所以中國永遠不會成為超級大國。相反，超級大國野心難以掩蓋，他們相互為敵。的確，戰爭大概只會在它們之間爆發。如果真的美蘇打起來，全世界都將被捲進第三次世界大戰之中。

鄧的演說吸引了一大批聽眾，並在國際間廣泛傳播。他回到北京受到隆重的迎接，就像他在1963年同蘇斯洛夫辯論五天後從莫斯科回來時受到的歡迎一樣。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包括他的敵人，都去機場迎接他了。他乘坐第一輛小轎車駛進了北京，在其後尾隨著長長的車隊。這非常明顯地向世界表明，毛澤東當時是很高興、很滿意的。三個星期之後，在毛澤東與巴基斯坦總理會見時，鄧坐在了毛和巴基斯恆總理之間的一個位子上。這個位子一向是為主席顧問留的。當時周恩來也在場。

訪問紐約對鄧來說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是國際社會更多地認識了他，二是讓他首次看到了現代西方世界的樣子。直到1974年前，鄧對於非共產黨國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新聞記者一直是個相當模糊的人物。有幾個美國軍人在抗日期爭期間和抗戰後結識過鄧。其中一個海軍陸戰隊軍官叫伊文思·卡爾遜，他曾撰文熱情地介紹鄧的情況，讚揚鄧思維敏捷、機智。但是鄧在當總書記期間，同他見過面的只是共產黨員和共產黨的盟友。50年代和60年代訪問過中國的西方記者雖然寫了很多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