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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並沒學到多少。這從1976年他被捕後印發的黨內檔案中看得很清楚，王是個反應遲鈍、優柔寡斷的年輕人。他喜歡釣魚、射擊和享受各種高幹特權，但是他沒有多少自己的思想。每當江青向他徵詢意見時，他總是表示同意。他在政治上顯得淺薄。

另一個決定是，毛收回對林彪的政治判定。毛突然宣佈林早就是個極右的代表，而不是極“左”。這個轉變給他兩方面好處。一個是拉開了同林的政治距離。另一個是打破了許多人根深蒂固的觀念，即把林彪從1966年到他死時的表現與“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和作風聯絡起來的想法。在政策上，毛最關心的是要保護革命成果，包括搞實踐教育、政治灌輸和體力勞動及在公共衛生方面的赤腳醫生。他懷疑周恩來有意用林彪的壞名聲來葬送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

激進派分子敏感地認定，毛的這項改變對他們來說是個機會。他們要求毛允許他們發動公開反對周的計劃和周本人的運動。毛表示異議，但是他同意發動批林批孔運動。

這種名目的運動，只有在那些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以及慣於借古諷今的國度裡才會出現。在江青、王洪文組織下，北京兩所最著名的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寫作班子寫文章，批判孔夫子和被孔夫子作為典範的公元前12世紀的統治者周公；讚揚統一中國併成為中國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國歷史上幾位女性統治者。讀者一看便知這是影射當代政治人物周恩來、毛澤東和江青。但是讀者中的許多人不管是共產黨員還是非黨人士，對把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和幾位被視為暴君的女統治者說成是進步的統治者，感到震驚。所有希望透過林彪的死，最終能進入政治安定時期的人們，在讀到“這些人物堅持使用革命暴力所以是進步的”這種說法時，無不感到驚恐。所有歡迎鄧小平復出的人們，在讀到“周公恢復國家機構，重組已被打碎繼承權的家庭，和把以隱退的人們官復原職是錯誤的”①這種說法時，無不氣餒。

周恩來並沒有被運動打倒，但是卻被迫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來保護自己。有一些傳說講，他如何阻止報紙編輯發表那些挑剔的、牽強附會或存心不良的惡意文章。對江青這個人，在她還不是個重要政治人物的時候，週一直對她很好（例如，在50年代周訪問蘇聯期間，還特意到離莫斯科有一段距離的療養院去看望她）。在最動亂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週一直試圖同她保持友好關係，但現在這項運動迫使周不得不把江當成敵人來認真對待，而且絕對不能心軟。

在這項運動的某一階段，鄧小平也是欲被除掉的目標之一。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在1973年夏季至1974年夏季的運動期間，他卻走好運。

1973年8月秘密舉行的為期五天的黨的十大，對於激進派分子來說，是個勝利。周恩來作了政治報告，擔當了毛澤東1945年、劉少奇1956年、林彪1969年扮演的角色。但周意識到他的地位是脆弱的，所以他用的講稿大部分是王洪文領導下的寫作班子為他準備的。王洪文在會上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報告充滿了激進派的色彩，包括重申“文化大革命”路線和堅持批判修正主義的必要性，還講阻撓群眾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諒的。果然如毛澤東所希望的，會後王洪文當上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張春橋和江青兩人成了政治局常委會委員。（原文如此。——譯註）

鄧小平作為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並被選進大會主席團。大會結束時，他又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另外還有許多人（1956年時）本來是八大中央委員，但在1959年被除名的黨代表，同時當選為中央委員。鄧就這樣朝著返回黨的高層邁出了第一步。然而，當中央委員會選舉政治局時，他沒再往前走一步，可能事先就知道這個結果，因為中央委員會開會時，候選人名單上沒有他。在當時激進派分子如日中天時，鄧對此絲毫不感到奇怪，他也沒必要感到失望。因為如果當上政治局委員，反而會使他和激進派發生面對面的衝突，而沒有時間來爭取毛澤東對他的積極支援和信任。

當年秋天，毛派鄧小平和王洪文一起離京到外地視察。他把這兩人推到一起的動機大概是看看他們是否容忍對方，判定一下他們將來是否願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誰也不曉得他們這次是如何一起工作的。鄧後來對王洪文有個評價，說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飛機”（“坐直升飛機”這是鄧創造的新詞。由此可以看出鄧對王洪文個人及其能力的觀感）。他倆視察回來後，毛問他們，他死後中國將會發生什麼？王洪文回答說，中國將繼續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