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第1/4 頁)

政治權力的關鍵。對於他死後誰將當權，他也擁有最大的發言權。

周恩來的健康也在衰退。1972年5月常規內科檢查時，發現他患有胃癌。雖然1973年春天他仍精力旺盛，但無論毛或其他人都不敢肯定他能活得比毛澤東久。也沒人敢肯定，如果毛澤東死了，他能有效地運用政治權力。周恩來對那些暗示在毛死後他是最有資格勝任領導中國的人選的說法，總是小心謹慎地給予貶抑，也許因為他意識到，擔任毛澤東的繼承人是很危險的。

周恩來在1972年表現出頑強的工作作風。他籌辦並監督了向黨和軍隊幹部傳達林彪的叛國行為和身亡情況，組織了對林彪在軍隊中的親信的清洗；同時致力於恢復60年代初期的農業、工業和教育制度。他還恢復了1966年至1969年期間遭到貶黜的許多人的原職。

這些工作，周恩來是同他的兩位親密同事一起幹的。這兩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呆在臺上，並且從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保持領導職務。這兩人，一位是老元帥葉劍英，他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總參謀長。另一位是鄧小平在大別山時期的老戰友，1954年後當過多年財政部長的李先念。葉自林彪死後一直負責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亂的幾年間在周恩來領導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來是在反對極“左”的口號下從事一系列工作的。由於林彪的欺詐和叛逃身亡而受到極大震動和嚴重政治傷害的毛澤東，對周的所為沒有表示異議。但是這並不能擔保他會一直同意周這樣做。看得出來，毛本人就是一個左派，而且他也一直自認為如此。所以，周的口號對他是個約束，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對“文化大革命”這一“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感到非常自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背叛，並沒有使他對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對他們的依賴。至於他們，在林彪得勢的時候，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所掩蓋，所以他們現在非常得意林彪死後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間。

在這樣的環境裡，鄧小平的地位自然是不牢靠的。毛澤東1972年同意他從流放地回來，說過他人才難得，在戰爭年代和反對蘇修的鬥爭中“作過貢獻”。但是根據以往的經驗，鄧並不相信毛能始終支援他。周恩來是他的堅定支持者，但是當他的復出問題正處於討論之中的時候，周的身體和在政治上都比以前虛弱。葉劍英和李先念是鄧的朋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只能靠迎合毛變化莫測的心思保住位子，康生和江青都是敵人。還有許多從“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一定很擔心，如果鄧真的成為國家領導人，是不會善待他們的。從表面上看，鄧的地位也是脆弱的。作為副總理，他可以出席國務院會議，向部長們下指示，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聯絡，然而作為一名普通黨員，他卻無權參加任何高階別的黨組織會議。

真是太巧合了，鄧小平回到北京時，正好遇上非常不利的政治潮向，毛澤東在1972年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列決策，使得激進派得以控制各項活動，發動損害周恩來聲譽和權威的政治運動。

其中一個決定關係到接班人問題。劉少奇、林彪兩人都辜負了毛。現在，毛無法從他身邊最接近的人當中找出一個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可靠的人。周恩來因健康問題已被排除在外了。在毛眼裡，同60年代初相比，周在政治上更值得懷疑。在激進派分子中間，康生是個老人，又有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只會搞黨內鬥爭，別的什麼也不行。毛在年輕時就是一個女權主義的熱情擁護者（他的這種態度早在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中就反映出來了。這個法在財產分割和離婚問題上，給予婦女與男人一樣的平等權利）。但是，他知道歧視婦女的偏見、規矩在中國政治、文化中非常頑固。當然，他也知道，江青思想意識很差，對行政管理沒有興趣又普遍不得人心。張春橋作為上海革命委員會主任，雖然顯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視為江青的爪牙，表現卻不怎麼樣。姚文元也是如此。

結果，毛澤東不但沒有從政治局內部或其他外圍團體找到一位或多位繼承人，反而採取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行動，充分表現出他這時的做法相當善變。他把王洪文帶進了領導圈內。王洪文是一位來自上海的造反派，當時只有三十八歲，還不及毛澤東年齡的一半，除了上海之外，幾乎不為人知。毛表示希望王洪文在當時正在籌備召開的黨代會上作修改黨章報告，並選他當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有個傳說講，毛曾叫王暫住自己家裡，教他明瞭最上層的政治藝術。如果毛真這樣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