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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絕大部分時間用在“處理文電和不必要的過多的開會上面”，把問題“層層下放”，有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和一切靠命令“行事”。他由此得出結論，許多黨員還遠沒有完全貫徹執行群眾路線。他進而提出了防止它的措施，並指出，在“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黨員要“密切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廣泛地吸收黨外人士參加這一斗爭”，這一點“具有重大的意義”。他說，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長期的，是自1949年以來一直實施的一個方針；儘管這種合作中間是有“鬥爭的”，但“民主人士”能夠“提供一種單靠黨員所不容易提供的監督”。

關於在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領袖（並不是“一個”領袖）的作用，鄧巧妙地擺正了以下兩種需要，既要顧及到毛的立場和觀點，同時還要表明中國黨既不同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譴責，又不輕視這件事。他一開始便指出，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否認“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或在政黨中的作用。但他接著又明確指出了“剝削階級的領袖”同“工人階級政黨領袖”之間的差別；同前者不同，後者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正因為這樣，他們必須密切聯絡群眾，服從黨的組織，遵守黨的紀律。對被領導者來說，“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

鄧接著特別闡釋了這一點。他說，蘇聯的經驗表明，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中國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正因為這樣，它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並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採取了諸如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歌功頌德”等措施。“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而黨的任務是“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絡”⑾。

在鄧的聽眾中，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一定沒有人會對他闡述的幾條原則提出異議。也一定沒有人會對他簡短地、泛泛地提到蘇聯的經驗而表示反對。更沒有人會反對他為中國黨的態度和實踐所定下的調子；他儘量不用道歉或自滿的字眼。最為巧妙的是，他把毛說成是黨所實行的禁止對個人“歌功頌德”的倡議者，從而為毛開脫了責任。因為有人指責毛澤東鼓勵對他自已的個人崇拜。

但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鄧卻未作任何說明。這就是，黨決定刪去現在黨章中兩處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很難說清楚其中的原因。他所說的一切以乎使人們覺得，毛是迫於國內外的壓力才同意這一變動，或者是毛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自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代表們一看到修改過的副本，自然而然地便注意到了這一改動，他們想知道為什麼會作這樣的修政。黨的高階官員在簡報中是這樣向他們解釋的，即對此問題無須作任何說明、因為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現在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了。但是，從鄧強調這個新黨章一定要是一部完整的和準確無誤的黨章來看，這種解釋很難使許多人信服。

實際上，這其中的變化的過程至今仍是一個謎。在此之前，關於鄧小平在這件事裡扮演何種角色，最有把握的假設是，作為負責起草修改黨章報告小組的組長和報告人，他所做的僅僅是等待指示。

代表大會的最後一項議程是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這次代表大會一結束，新的中央委員會就召開了八屆一中全會，選舉它自己的領導人（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和一名總書記）、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總書記一職是重新恢復了黨過去曾經設立過的一個職務，不過與過去相比，它的地位已發生了某些變化。在20年代和30年代，總書記一直是黨的領袖，而現在只是黨的一位主要成員。新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取代了過去的書記處，並完全取代了它的職責。

鄧當選為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他因此便成為決策者以及黨內主要負責政策實施的一位領導成員。作為總書記，他領導著一個由黨內高階幹部組成的機構——書記處。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從第十三位升至第六位，（原文如此。——譯註）超過了林彪和其他六個人，其中包括長期以來一直是政治局成員的彭德懷和洛甫。

這些人事變動以鄧的連續升遷而告終。在四年之內，他從政治局之外的一個大區的主要負責人一躍而成為中國六位最具實權的人物之一。用他官方傳記中的話來說就是，他成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