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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被任命為秘書長外，鄧還接替饒擔任組織部部長，並被指定在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會議上作關於這個陰謀集團的正式報告。一個月以後，他被選進了政治局，雖然他在政治局排在第十三位（也是最後一位），但已經超越了中央委員會中的很多同事。總的說來，高、饒事件給鄧小平提供了一個高升的機會。

在透過《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的會議上，毛宣佈，中央委員會（意指黨的領導層）已經決定，要在1956年下半年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這也是自1945年以來首次召開這樣的大會。他概要地介紹了這次大會正式的議程，並提出黨要在“一年內”，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邁出一大步”。他宣佈，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黨員之間要互相進行尖銳的批評。

換句話說，毛為這次代表大會擬定了一個為期十八個月的籌備時間表。雖然還要起草檔案和制定詳細的會議計劃，但對作為秘書長的鄧小平和他的助手們來說，時間應該是綽綽有餘的。然而，到了最後關頭，鄧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塗。這主要是因為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改變，大大改變了政治勢念。在國內，中國已從新民主主義完全步入了社會主義；在國外，赫魯曉夫公然譴責斯大林和他的“個人迷信”，併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出了一套新的戰略策略。

在中國，“社會主義政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許多黨的領導人就農業出現的緊張情況、該走什麼樣的道路的爭論中取得勝利後開始的。1953年，政府發現，供給城市人口的糧食出現了短缺。為此實行了徵購制度，這個制度規定，所有私營糧商一律不許私自經營糧食，改由國家代銷糧食，對那些私營麵粉業主也停止了固定的低價的糧食配額。這一變化緩和了城鎮的緊張局勢。但是，由於糧食產量並沒有迅速增長，從而引起了農村部分地區缺糧。毛對此的反應是，要求迅速實現農業合作化，以農業生產合作社取代互助組。剛一開始，合作社的社員是按照他們入社時交納的土地、牲口和農具的多少獲取報酬，不過很快便進入了“更高的階段”，即合作社的社員只實行按勞取酬。

毛堅信，合作化透過建立較大的農場，實行規模經濟，能夠提高糧食產量，政府也更容易獲得供給全國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糧食。他擔心土改以後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會引起農村社會的兩極分化——越富裕的農民越能積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財產，而那些較為貧窮的農民則不得不賣掉或抵押他們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會遭到破壞。

1955年4月底，黨的農村工作部召開的一次會議決定，合作化運動要以“停、縮、發”這一方針為指導，在中國的一部分地區要繼續發展，但另一些地區則要停止或倒退。毛對此決定非常生氣。他在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說，他認為“停、縮、發”三字方針，重點是強調“發”，他批評了農村工作部負責人的觀點，並同他們進行一次“大討論”，而在隨後召開的另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他則提出要徹底改變農村工作部的政策。在這第二次會議上，他是以這段不久便很快傳播開來的名言開始他的講話的：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⑥他指出，大部分農民想實行合作化，黨的任務是帶領他們走向合作化；他進而指出，在從1949年算起的十八年內完全實行合作化，中國的這一目標並不背離蘇聯的經驗。

毛的主張佔了上風。省委書記們都感到，他們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處於得失攸關的關頭，因而他們便立即開始著手把毛提出的“高潮”變為現實，實現農業集體化。果然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大約有一億一千萬農戶加入了三十多萬個高階社，到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毛所確定的農業合作化的目標。在實現這個巨大的轉變時，中國雖沒有像蘇聯那樣在合作化運動中採用大規模地剝奪富農或使一部分地區農業產量下降的做法，但它並沒有解決毛想解決的經濟問題，毛隨後採取的政策導致中國的災難，與蘇聯合作化運動的後果相比，至少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農村進行的這場運動也引發了城鎮同樣的運動。工廠主和商店主以一種超乎尋常的狂熱，敲鑼打鼓要求把他們的財產交給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