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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中央財經小組中資歷最深的成員——周恩來非正式地管轄下的一個委員會。不管這個委員會的性質是什麼，當時中央已經開始著手控制大躍進所帶來的嚴重後果，而且鄧本人又開始同周和陳有了密切的工作關係。1959年這一年，黨的領導層重新團結起來，努力工作，阻止農村危機的日益擴大，以避免整個國民經濟陷入不景氣。一開始進行得很順利。但是，隨後毛和自1954年以來一直擔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之間的衝突，打破了黨內的統一和團結，並造成了一種誰提出忠告誰就會遭到迫害的氣氛。

彭是一個豪爽、直率的人，在軍內和黨內他的同事中頗孚眾望。“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獄中所寫的自述表明，他不是一個理論家，但他卻深深地關心著改善中國五億農民的生活狀況的問題。他很重視黨和軍隊的紀律，同時也認為，黨的高階幹部彼此間應當擔誠相處，對待毛，一向持平等基礎上的尊敬。他自己同毛的關係經常出問題。1959年，他與毛在高層政策即武裝部隊的性質問題上也發生了爭執。毛想加強核攻擊力量，並以小型的適合進行“人民戰爭”的地面武裝部隊作後盾；彭則想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武裝部隊，使它擁有先進的武器和裝備，既能夠進行常規戰爭，也能夠進行核戰爭。

彭在1958年夏和1959年春期間視察了中國的一部分農村地區，並堅持同農民和當地的幹部談心。他斷定，這場躍進正在導致經濟上的一場大災難；並斷定，地方幹部向黨的上級領導（或者像他這祥的來視察的國家領導人）報告情況時並沒有說真話。但他並沒有向其他的領導人或在黨的會議上過多地談到他的這個推斷。5月，他到東歐幾個國家出訪，並在6月中旬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魯曉夫進行了會晤。

7月初，彭登上了位於江西的療養勝地——廬山，參加在那裡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14日，他就“大躍進”的問題給毛寫了一封長信。他當然希望毛會親自覆信；或把他叫去談話。然而事與願違，毛並沒有這麼做，而是以《彭德懷的意見書》為正式標題將他的信印發給參加廬山會議的每一個人，並在隨後的一個篇幅很長並帶有譏諷口氣的講話中把這封信說成是向他本人和黨中央領導機關的一次無原則的進攻。他向他的聽眾們強凋，他們都參加過彭所批評的政策的制定過程；他本人也親自提出要對其中的大部分政策進行批評；但彭在春天召開的黨的會議上允許他發言的時候卻一言不發。他暗示，彭已同赫魯曉夫勾結起來了，並要求與會的全體成員都要考慮一下面對彭的“機會主義”進攻，自己應該站在哪一邊。

彭有幾個積極的支持者，他們在預備會上都作了發言另外還有不少同情者。但是，一旦毛提出了忠誠的問題，那麼只有二、三個資格最老的黨員願意並能夠追使毛收回成命，他才能免遭批判。然而他們沒有這祥做。因而使得毛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能夠隨心所欲地改弦易轍，向彭發起了總攻，並使中央委員會透過了一個決議，這個決議把彭和其他三個人（包括毛在江西時期的老對手洛甫）說成是“反黨集團”的成員。除了二十五年來一直任軍事領袖的朱德之外，發言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為彭辯護。四個月前剛剛接替毛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以往曾熱心致力於阻止毛的“家長制”行為，但（鄧小平在1980年同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談話中，用“家長制”一詞來說明毛對他的同事們的態度。——原注）現在他對彭的攻擊尤為激烈。

在9月召開的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會議上結束了對彭的批判。他受到了林彪和其他人的猛烈攻擊，他們說彭是“軍事俱樂部”頭頭，並解除了他國防部長的職務。雖然保留了他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但不久後便不讓他出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被收回了，改而分配一棟在荒郊野外的空房子給他。

林彪取代彭當上了國防部長，並很快開始了把軍隊變成他用來實現他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他按照他所瞭解到的能夠投毛所好的方針改組了軍隊，然後便開始著手把軍隊變成為具有革命品德的一個堡壘。196O年秋，他說服軍委並一致同意，毛的思想（單獨地）應成為軍隊進行政治教育的課程；1962年，他出版並普及了毛的講話和著作的語錄，這就是後來聞名於世的“小紅書”。毛對此的反應和林所期望的完全一樣。1963年12月，他號召全國“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學習”；1964年，他指示，全軍政治部應按政府部門和黨的機構的建制組成。從而顛倒了黨和軍隊以黨指揮“槍”為基礎的傳統關係。軍隊開始插足黨（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