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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是陰曆清明節。大批群眾聚集在廣場上，許多人是工廠、機關、學校組織列隊行進到達的。一些人把花圈留在紀念碑周圍或放在看臺和停車場上。還有許多人打著橫幅，發表演說、朗讀詩文。詩和橫幅都是批判江青、頌揚周恩來的。從鄧小平傳記上刊印的一些照片上可以讀到“若如妖魔興風浪人民憤起滅豺狼”。“深切地懷念周恩來總理”。⑦有首詩說“四人幫”是豺狼；另一首直截了當地揭露江青一定是想當女皇想瘋了。當天夜裡，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確定示威者的詩和標語是直接攻擊毛和其他黨的領導人，當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鄧對此事負有責任。這些意見透過毛遠新向毛作了請示。政治局一得到毛同意政治局決議的訊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廣場上所有的花圈和宣傳品。到了4月5日黎明，所有留在廣場上的悼念品、抗議書、紀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人民的反應是暴怒的。4月5日一整天，廣場上聚集著抗議示威的人群，他們同警察扭打混戰，焚燒警車，粗暴地痛打幾個敢說周恩來壞話的“四人幫”的追隨者。天黑後，大多數示威者離開廣場後，部隊、民兵和警察開始清肅廣場，驅趕和逮捕仍留在廣場上的幾百名群眾。政治局會議再次斷定，清肅廣場，解決反革命騷亂是必要的。會議要求毛遠新向主席彙報這一結論，毛再次同意，並補充兩條指示：任命華國鋒為總理（免去代總理職務）和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解除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只保留黨籍，“以觀後效”⑧。

“天安門事件”從此很快被叫起來了。鄧的地位又降低到了1969年時的狀況。他在政治局內的朋友一直沉默不語（葉劍英、李先念都被4月4日政治局會議排除在外，或許出於謹慎躲得遠遠的）。也許最惡毒的是，政治局判定（可能得到毛的同意，也可能沒有），鄧小平這件案子是“敵我矛盾”，現在可以逮捕他或對他施加暴力。鄧後來稱天安門事件由於公眾輿論更強烈地反對“四人幫”，從而削弱了“四人幫”。事實可能真是這樣。但在當時鄧小平肯定會發現情況對他越來越不利。軍隊和警察在接到政治局命令後，竟沒有猶豫就去執行了。他們沒有反叛“四人幫”。而且這次事件驅使華站到了“四人幫”一邊。

當然，鄧小平這次並不像1967年那樣束手無策。他這次做了預防意外的計劃，在緊急情況下同他的朋友保持著秘密聯絡。所以就在毛決定剝奪他職務的當天，他能夠從北京逃脫，他乘飛機到了廣州，受到政治局委員、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保護。＊鄧的這一招弄得江青鄧小平沒有去廣州。此處有誤。——譯註還有“四人幫”其他幾個人竟然在整個夏季都在打聽他的下落。

鄧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創造的政治清明和經濟秩序，在1976年夏季又重新退回到一團糟的混亂狀態。當華國鋒在7月召開全國計劃會議時，“四人幫”全面攻擊了他所提的建議，結果造成政治真空。他們鼓動各地的追隨者組織罷工和示威。他們的行徑給幹百萬人民的印象就是，只要擴充他們的幫派勢力，他們什麼都不顧，甚至支援無政府狀態。他們公然濫用職權最為明顯的是，也是他們所犯最嚴重的一次政治錯誤是，利用官方檔案，號召仍活著的唐山市人民（這個地方因7月底大地震死了二十五萬人）進一步深入批判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在整個夏季，抵抗“四人幫”的旗手是葉劍英。他曾對任命鄧當總參謀長一事給予強有力的支援。周恩來去世後，是華而不是鄧被任命為代總理，他也受到排擠。他雖然仍是國防部長，但也靠邊站，不負責軍委日常工作了。儘管如此，他在夏天仍設法去南方巡遊。當時，他已下定決心，要採取斷然的行動除掉“四人幫”。他也知道，如果在毛死前行動比毛死後更危險。他看到“四人幫”正加緊在一些地方建立支援他們的武裝力量，因此，反抗“四人幫”的力量應該擴大，應包括一些在天安門事件期間和之後站在“四人幫”一邊的人。華國鋒、8341部隊司令員汪東興和陳錫聯（他在軍委已接替了葉的位置）都是關鍵人物。他們幾個對“四人幫”的態度，取決於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