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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重返北京後所發表的講話內容中可以看出，他從這段經歷中獲益匪淺，因為這些講話充滿了對中外歷史的精闢見解。這與他在文革前的講話有些不同。

負責看管他們的警衛人員與他們同住一樓，這些警衛當然知道他們是誰，拖拉機修理廠的廠長當然也知道。但那裡的工人開始時似乎是一無所知。但不久，他們肯定意識到那位老人（此時鄧是六十五歲）和中年婦女（卓琳為五十三歲）一定是黨的前任總書記及其妻子。他們每天早晨八點左右在警衛監護下前來上班，中午在警衛監護下離廠。

1971年夏天，鄧樸方被允許離京與其父母團驟。自從他傷殘之後，他們從來未見過他，他們肯定對他的狀況大為吃驚。從此之後，他們和夏伯根共同承擔起照看他的重擔。他若去洗漱、上廁所或上床睡覺，必須將他從輪椅上搬下來。在鄧樸方到他們身邊後不久，他們最小的女兒鄧榕（在家裡稱她為毛毛）和最小的兒子鄧質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個公社裡插隊）也來探望他們。鄧質方不久就離開了，而毛毛獲准與他們呆在一起。

與此同時，文革開始發生了變化。

1969年夏，即在黨的九大上林彪成為毛的指定接班人幾個月後，毛開始失去對林的耐心，因為他缺乏改造黨和政府的熱情，而這恰恰是毛現在非常重視的。林的野心是繼劉少奇之後出任國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該職位），他還想插手外交事務（此時毛和周正計劃開啟與美國交往的通道，促進尼克松總統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決定削弱林的勢力。首先他發動了一個打倒陳伯達的運動，因為陳很輕率地使自己成為林獲得國家主席職務行動的干將。毛採取名為“搬石頭”、“滲沙子”和“挖牆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軍隊黨羽們作自我檢查，因他們與陳關係密切。毛還在幾個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委員會上削弱林的支援力量，並改組了北京軍區的領導班子。

林對這些行動的反應是：要求他在空軍任參謀的兒子制訂一項暗殺毛的計劃。該行動計劃代號為“571工程”（因這個數字聽似“武裝起義”之諧音），由一批軍銜不是最高的高階軍官來實施，且他們大多數來自空軍。這項計劃並未付諸實施，但即使只是原則上決定實施這項計劃，經過毛、周與林彪及其家人的鬥爭，最終死的不是毛，而是林彪和他的妻子、兒子及上飛機的七個人。

在江西，當鄧小平聽說1971年10月1日國慶節北京不舉行遊行、毛和林均未公開露面時，他意識到國家正處於危機之中。11月5日，在一個政治情況通報會上，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剎那間，他大概清楚地認識到此事對他本人的意義。他的主要政敵被除掉了，而他的主要朋友周恩來的地位只會加強。毛仍是所有高層政治權力的中心，他現在不得不為將來制訂新的計劃。不久，鄧透過毛以前的警衛員、現任政治局委員和8341部隊（該部隊負有保衛黨的領導人的特殊任務）領導的汪東興，寫信給毛和中央委員會，要求准許他重返北京，並在北京安排工作。

鄧和他家庭的生活條件很快便得到了顯著的改善。1972年4月，又允許鄧樸方住進北京的有良好裝置的軍隊醫院；陪同哥哥來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時候，被允許在南昌的一所醫學院註冊上學。但鄧仍未收到有關他的信件的任何迴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寫信給毛和中央委員會，重申了工作的請求。他說文革揭露了林彪、陳伯達之流的真面目，他還講了在過去若干年裡自己與林、陳的關係，講了自己現在的心情。當然，這封信到了毛的手裡，他開始考慮“讓他繼續工作”之事⒁。從毛的角度看，這一著有幾個好處：能給那些嚴重缺乏管理經驗的人增加該方面的知識，毛正努力重新建設黨的事業，這在黨內是受歡迎的，這將給更加熱心重建黨的事業的周恩來提供一個有能力、忠誠的助手。周本人當然為鄧疏通關係，但鄧小平一再表示，是毛澤東讓他復出的。鄧之所以堅持這種說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後，1973年2月，鄧離開了江西。在北京，他、卓琳、夏伯根和毛毛搬進了朋友替他們找到的一棟房子。這棟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離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復了工作。這一次他被任命為副總理，同他二十一年前從四川調進北京所擔任的職務一樣，他的頂頭上司也是同一個人——周恩來。

第十一章　粉碎“四人幫”

1973－1976年

鄧小平重新復出後的政治局勢與他被流放期間相比，在許多重要方面大不相同了。劉少奇死了，雖然這是國家機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