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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省委書記會議。那時，他已慣於採取這種方法，並似乎認為他能很快鎮住與會者。但他發現他遇到了頑強的抵抗。這次會議持續了近一個月，最後他才打破這種僵局。

鄧小平處於這場風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個關於文革發展進度的報告，這招來了陳伯達和其他幾個人更嚴厲的批評。陳抱怨說想與鄧進行平等的討論比“登天”還難，並認為他是“修正主義路線錯誤”的“急先鋒”⑥。他聲稱，劉和鄧的“思想作風”恰恰是反對毛的，而且劉和鄧不會承認錯誤，仍然“試圖反撲”，說在這兩個人中鄧更為頑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陰謀發動政變的說法，還暗示鄧可能是一名同謀。但代表們對劉和鄧的同情遠勝於對陳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兩天毛失去了對會議的控制。他的反應是要求劉、鄧作“自我檢討”。毫無疑問，他的估計是，一旦地方幹部們看到這兩個掌管中央書記處的人屈服了，他們就會放棄抵抗。不知是誰透過什麼途徑對這兩個人施加了壓力，但這種做法很見效。毛度過了危機。

鄧在作報告一週後，作了一次自我檢查。他神情憂鬱地念他的檢討。

鄧（和劉）進行了自我檢查之後，毛作出了寬宏大量的姿態，他對代表們說，不能因為劉、鄧過去所犯的錯誤而把他們說得一無是處，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對他們，尤其是鄧，對待他個人的態度是何等的不滿：　我故意下放（最高權力）。他們就建立獨立王國……從1959年到現在，鄧小平什麼事也不請示我……（1958年）我對武昌會議不滿意……所以我回北京開（另一個）會。雖然你們開了六天會，但你們仍不讓我開一天會。不讓我完成工作沒什麼了不起。但我反對你們像對待死去的祖宗那樣對待我。⑦他還說應該給劉和鄧一個機會，以便察看他們是否真正改過。即使他真有這個意思，現在已經掌權的劉、鄧的死對頭也永遠不會為他們提供這個機會。

在11月和12月，劉和鄧在公開場合露了幾次面。但此後，他們便不再露面了。對劉來說是永遠地消失了。對鄧來說則是事隔六年多後才在公開場合露面。此時，外界實際上根本不知道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直到80年代後，才有可能重新瞭解他們當時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從理論上講劉和鄧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圍牆，他們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們也受到了騷擾。早在1966年12月初，劉和其夫人王光美身邊的工作人員在他們家裡開“批鬥會”，批判他們二人。在大街上，紅衛兵舉行反對他們的遊行示威。官方和紅衛兵的出版物還經常刊登誹謗性的文章。劉是主要的目標，被打成“中國的赫魯曉夫”和“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在紅衛兵的宣傳品中，鄧被稱為“第二號走資派”，但官方報紙沒有這樣說。

反對劉、鄧的運動是由江青、康生、陳伯達和張春橋操縱的。張春橋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們都一祥的陰險毒辣。張組織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的反對劉、鄧的示威遊行，並號召遊行者“痛打落水狗”，“讓他們遺臭萬年”⑧。4月，江青在一次紅衛兵集會的演講中，羅列了鄧的“十大罪狀”。隨著權力鬥爭程序的變化，對劉、鄧的這場鬥爭時起時落，這場權力鬥爭在1967年初便爆發，使黨和軍隊在這一年裡經歷了重大磨難。每當激進派感覺到受威脅——正如他們在3月的處境那樣，在那之前，在由周恩來和其他一批副總理和老帥們唱主角的會議上，激進派受到了面對面的抨擊；或者能對他們的敵人隨心所欲地攻擊——正如他們7月份所做的，當時毛離京南下巡視——那麼這場鬥爭就更為激烈了。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確定。從春天開始，他當然贊成把劉的威信徹底搞垮，他認為劉是贏得黨和國家忠誠的另一個潛在的危險的中心。但他對鄧的態度則不那麼極端，因為鄧永遠不可能成為他的接班人，同時也因為他喜歡鄧的好鬥性格，哪怕是反對他本人的。數年之後，鄧本人也承認：假如沒有毛的保護，林彪和江青會加害於他的⑨。

事實上，江青所羅列的鄧小平的“罪狀”，歸結起來是四條：鄧對毛不尊敬；反對高教和文藝改革；試圖取消農業集體化；1966年夏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鄧的講話和言論，以支援其莫須有的指控。但這些引語挑選得並不高明。當江青的講話發表在紅衛兵的宣傳品上時，有些讀者肯定會感到，這些話用來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適不過了。　有些人老愛批評別人來使自己出風頭，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們不注意別人的本質，而只是要找別人的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