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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使得他很適合軍隊生活。

紅軍和八路軍這一政治軍事體系，從軍到師，每一級都是由政委和政治部組成的。在每一級中，政委在黨內排列的地位明顯高於軍事指揮官。政委也擁有最高的權力，政委可以用自己的名義釋出命令和指示。除了在戰爭最危急的時刻外，軍事指揮官的命令必須在政委的連署下才能生效。

作為一名政治軍人，負責的範圍很廣，從其部隊所有黨員的“政治意識”、政治覺悟到整個部隊計程車氣與福利，都由政委負責。他不但要組織部隊的運動會，還要對黨員們說明黨的決議和指示的重要性。他也要負責安排大多數文盲士兵的文化基礎教育。在軍隊之外他有責任爭取群眾的信任和支援。1937年以前，地主始終是作為階級敵人來對待的，即使有時會留一小塊土地給他們耕種，以自食其力，而沒收分發他們的浮財包括房子則是正當的行動。然而，軍隊不可能單靠強徵來維持，他們必須和一般農民維持良好關係，這祥才會有人願意賣給他們一些牲口、糧食或補給品。在紅軍勢力尚不穩固的地區，這項民眾工作尤為重要。有些農民害怕與共產黨合作，因擔心會遭致捲土重來的地主、國民黨軍隊和官員的報復。

中日戰爭從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持續了八年。戰爭之初，共產黨僅擁有一塊根據地，且遠在西北荒涼的黃土高原上。戰爭結束時，他們建立了十九塊根據地，是原來陝甘寧根據地的十二倍多，而且擁有近一億的人口。就像當年江西根據地那樣，這些新根據地也有核心與外圍之分，每一塊根據地至少有一個核心區由共產黨控制。在華北，西起陝甘寧東至山東半島的頂端，十二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僅有兩塊根據地是完全孤立的：一塊是遠處南方海南島的山區；另一塊在香港和廣州之間的珠江三角洲一帶。

軍隊和黨的壯大的速度甚至超過了根據地的擴充套件。1937年底，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兵力大約五萬人，到1945年春，它已經增加到將近九十萬人。1937年，中共黨員大約有四萬人，而且主要集中在陝甘寧邊區。1945年春已經擴大為一百二十萬人，並且遍佈全國各地。

所有新的根據地，全部的或部分的，都處於日軍敵後。這是共產黨在戰爭開始時採取的一項戰略。1937年，幾位政治和軍事領導人主張八路軍以完整的師或旅與國民黨軍隊密切配合，對日軍進行運動戰。新當選為軍事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竭力反對這種主張。在1937年8月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堅持認為，日軍總的來說比紅軍與之戰鬥了十年的國民黨軍隊更難對付。採取運動戰會使弱小的八路軍過早地暴露自己以至彼日寇消滅。主張展開運動戰的一些人則擔心，單純進行遊擊戰會招致別人對共產黨的責難，會說共產黨要求抗日的全部勇氣只表現在語言上，他們所關心的只是建立他們自己的軍事和政治力量。毛澤東主張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但“基本上”應以游擊戰為主。

建立根據地的過程是很艱苦的，而且經受了許多挫折。開始根據地只能建立在山區，但後來在華北可原的許多地方也建立了根據地。無論是山區還是平原，建立根據地首先是建立穩固的軍事控制。一旦部隊站穩腳跟，黨就著手把新佔領的地區轉變為根據地。接著通常是建立一個新的地方政權機構。這一機構是透過普選產生的，包括建立一個村一級或更高一級的協商和執行委員會。為維護自己的政權，黨透過鼓勵黨員參加選舉，確保執行委員會成員中的多數都能執行黨支部的指示，下步通常要做的是改善當地窮人的命運，主要是削減地方權勢人物的財富和權力。在此期間，頒佈了三個原則檔案：減租，減息，實行合理負擔和統一累進稅。減租條例要求減租25％，這個比率曾經是孫中山的誓言。在存糧耗盡的春荒之時，不僅利息被大大地削減了，最後連許多貧衣頒以生存的借貸也被停止了。但是有時稅的份量卻大大地累進了。

在根據地共產黨從沒有忽視社會鼓動和愛國宣傳。日軍的入侵，中國民眾有序的安寧生活直接或間接地遭到了破壞。而共產黨成功地獲得民眾支援的關鍵是，保證人民過有序的安寧生活，並且和人民大眾建立更加密切的關係。對此，許多日本人和國民黨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承認的。

在華北有四個由一塊或幾塊根據地組成的邊區，這些地跨二至四個省份的邊區，有他們自己的政府及透過選舉產生的地方參議會。在通常情況下，黨員在這些機構中佔多數，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地方參議會的權力和地位高於一般的行政官員。蔣介石唯一承認其合法存在的陝甘寧邊區，那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