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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軍的戰鬥力大大削弱。從政治上看,張國燾本人的名聲和權力徹底喪失了,當他最終回到延安時,受到了公開的批評。
不久,共產黨人就與圍剿他們的地方軍的指揮官締結了互不侵犯的協定。這些地方軍首領的背景和經歷給了他們以很大的幫助。楊虎城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當共產黨人在馮玉祥部活動時,他就是馮的助手。另一個就是張學良,他是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的滿洲軍閥張作霖的兒子。他和他軍隊中的大多數部下一祥,要求抗日,不願剿共。經過在延安和西安的談判,1936年春雙方訂立互不侵犯的協定,並建立了貿易和電臺的聯絡。
1936年,蔣介石對日本的態度也變得更強硬了。但他仍然堅持首先要剿滅共產黨。因此他對張、楊的行為極為惱火。這年的初秋,他派遣部分中央軍進駐西北。12月他又飛抵西安,迫令張、楊剿共,並威脅,要不就將張、楊的部隊調往中原,遠離他們的地盤。
蔣下榻於西安東部臨潼依山而建的溫泉——華清池。12月9日,由學生帶領的示威隊伍向臨潼進發。要求停止內戰,全民抗日,張學良告訴示威者,他本人同情他們,並公開向他們允諾:“在一週內給予明確答覆”②。三天以後,軍隊根據張的命令捉拿了蔣介石。據說蔣是聽到士兵在外面敲門時,穿著睡衣逃到山頂的一個小亭子裡,後來如同一名囚犯被押到西安。
共產黨從沒有說過要對這起事變負責任,他們事先並不知道此事。總之,根據他們的反應來看,他們也和其他人一樣,對這件事表示震驚。一開始,他們在保安召集了一個群眾大會,慶祝他們的頭號敵人被捉,毛和其他領導人都談到要處死蔣。然而,幾天以後,他們變得冷靜了,並準備釋放蔣,以換取蔣消除對共產黨的敵意,共同抗日,這一轉變與莫斯科的壓力有點關係(莫斯科方面可透過電臺和保安聯絡),但主要是因為共產黨冷靜地分析了形勢,認為張學良的行動為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機會。
12月16日,周恩來乘坐張提供的私人飛機飛抵西安。聖誕節那天,蔣被釋放了。蔣沒有留下任何書面文字,但為了促張放他走,向周恩來作了口頭承諾(楊虎城怕蔣日後報復,並不贊成這樣做)。張陪同蔣去了南京。併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他立刻被捕並被判處十年監禁。楊也受到迫害。1937年初,蔣解散了他的軍隊。他再也沒有指揮權了。
共產黨迅速採取行動以鞏固周恩來透過外交手段取得的勝利。1937年2月,毛和他的同僚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致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了放棄武裝反蔣,蘇區、紅軍與國統區、國民黨軍隊合為一體,以換取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紅軍,並釋放所有的政治犯,積極開始準備抗日戰爭。這些建議沒有被接受,但卻開啟了雙方的正式談判。在此後的四個月中,周恩來和蔣介石會談了五次,並達成了一個很好的協議。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國共雙方達成了幾項正式協議。這祥,共產黨同意停止武裝反蔣,停止沒收土地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改編紅軍番號並使之在中央政府的指揮之下,為實現孫逸仙的三民主義而奮鬥。同時,國民黨也允許共產黨在幾個城市設立辦事處,可發行全國性報紙,指定代表參加國民黨的諮詢機構。他們也同意給共產黨相當大的補貼。根據這些協議,陝北根據地變成中華民國的陝甘寧邊區並擁有自己的自治政府,紅軍變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新四軍是由長征開始後留在江西的倖存的一部分部隊組成。——原注)
長征快要結束時,鄧小平病得很厲害。據說他患了傷寒而且很重,當他到達陝西時,已病得不能騎馬或走路了。病好後,他擔任了紅一軍團政治部代主任(這是在1936年紅一軍團到達陝西后由毛澤東和彭德懷指定的)。這是提拔,也是他在此後十六年一直從事的工作。他的事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在以後的十六年中,他的名字傳遍全黨和全軍,並且表明他有資格成為一名國家的領導人。
在這一階段,鄧既是一名政治軍人,同時又是一個軍人政治家。作為一名政治軍人,他的工作是確保軍隊響應政治教育和訓練。作為一名軍人政治家,他的工作是確保黨瞭解軍隊實際,而不會對軍隊要求太多或太少。後來,這項工作都由受過正規訓練的專業軍官負責。然而,在30年代和40年代,它通常是由黨內級別很高的幹部擔任。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都曾在某一時期擔任過紅軍的政委。像毛一樣,鄧認為這一工作所扮演的雙重角色非常適合他。他的經驗使得他成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他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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