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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錢，因此按理說，他可以請求教育會為他另找一所學校。但他或許是自己的選擇，或許是被勸說，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同意到克魯梭的施奈德工廠工作。克魯梭位於巴黎和里昂之間。在施奈德工廠，已經有幾十名勤工儉學學生和約一千名普通的中國工人在工作了。

鄧小平在巴耶中學所度過的這段時間，是他在法國整整五年裡唯一的一段比較舒適、安寧的時期。在其餘的時間裡，他都是住在工廠宿舍或者收費低廉的旅館裡，做的工作往往是臨時的，而且都是沒有技術的。他第一次乾的活是最差的。據他的官方傳記的說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時是做“雜工”①。而這個公司的記錄表明，他實際上是在該廠的軋鋼車間當一名軋鋼工。在那裡，他和其他學徒工及不需熟練技能的工人一起勞作。他們的工作是透過傳送帶，把沉重而熾熱的鋼板運到車間的另一處。他的僱傭登記卡片上註明，他的日工資是6。6法郎比學徒工應該所得的還低，而他一個星期要工作五十個小時，甚至更長。在這種狀況下，再加上他當時只有十六歲，所以僅僅幹了三個星期，便使他感到無法再承受了，他決定寧可在巴黎冒失業的危險也不再繼續幹下去了。

後來，鄧小平到一家生產橡膠輪胎和橡膠雨鞋的工廠工作。他做的活計是把鞋子的各個部分粘合起來，他還做過機車的司爐工，到餐館裡做過廚房幫手。在離開法國之前，他是在位於巴黎郊區比揚古爾的雷諾汽車廠做工。在法國，鄧小平從事過許多臨時性工作。有兩個星期，他和他的同學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種扎花的工作。他們用薄紗和綢子作花，做成的花要貼上“戰爭遺饋和孤兒所作”的標籤。他到法國後在學習工業技能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很小（他的官方傳記說他在雷諾工廠是個鉗工。而這家公司的檔案證明，他是個沒有技術的工人）。僅僅在橡膠工廠期間，他掙夠了繼續上學所需要的錢。不過這也只夠支付中學三個月的費用（1922－1923年冬季，他在塞納——夏蒂戎中學呆了三個月）。

鄧小平就是在這種貧困、不安定的環境下投身政治活動的。他的官方傳記對這個過程作了這樣的記述：　法國的經濟十分蕭條，就業格外困難。中國人即使是到那些較好的大工廣去的，工資也只有普通法國工人的一半。鄧小平家中己無力寄錢給池，他只能艱難度日。冷酷的現實，使鄧小平原來出國留學時的理想化為泡影。但是，一種新的革命思想強烈地吸引了這個年輕人。當時的法國，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工人運動蓬勃發展，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廣為流行，一批先進的中國留學生先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較年長的趙世炎；周恩來等人影響下，鄧小平積極學習馬克思主義，進行各種政治宣傳活動②。

這個傳記寫得非常籠統。尤其是，他沒有說明鄧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時間。關於這個問題，唯口的證折是提到了趙世炎和周恩來。1921年4月，鄧在施奈德工廠做工時趙也在那兒工作，並且鄧在巴黎的時間也與趙一致，都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周和鄧1921年5月至1922年3月也同在巴黎。另外還有一個證據是，鄧在1922年的某個時候成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成員，而這個組織是規定要以馬克思主義信仰作為吸收黨員的條件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鄧小平在留法初期就作出了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決定。

這個官方的傳記儘管籠統，但它明確地指出，趙和周是鄧的兩位引導者，這是很重要的，在所有文章的描述中，趙都是一個非凡、出眾的年輕人——聰明，精力旺盛，非常引人注目。周恩來更傑出，他除了擁有趙世炎的優點外，此時已對意識形態和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他可以理智地解釋各種原則和政策，這也是他一生獨具傑出本色的根本原因。鄧雖然個性比較拘謹，缺乏耐心，但也養成了和周大致相同的個性。在革命生涯中，除了與周共處的這段經驗之外，大概沒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釋池為什麼會養成這祥的性格。六十年後，鄧對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說，他把周視為兄長。這是中國人使用的一種特殊的讚美詞，表示言者願以弟子自居以及對對方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

1923年6月，鄧被選入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這使他有政治工作可做。從此他不再是一個勤工儉學的學生，而是轉為信仰馬克思主義，併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做工也是為了支援革命工作。

在開始革命生涯後不久，鄧就得到了一個雅號：油印博士。這從許多勤工儉學學生的回憶錄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