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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鄧曾反對強行沒收地主和富農們的財產。但現在卻沒什麼跡象表明他對新政策有所懷疑。恰恰相反,作為政治委員,他需要徵兵充實隊伍。有關文獻表明,在解放區,黨相信其土改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不管怎樣,鄧從未懷疑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土地政革應該是黨的政策的核心。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就是內戰的第一年,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戰爭爆發前夕更名為人民解放軍。整個武裝力量分成四個野戰軍,在除滿洲之外的全國各個地方展開了防禦戰。林彪統帥的野戰軍,幾次從靠近蘇聯邊境的森林及山區地帶出擊、逐步贏得了戰略上的主動。劉伯承和鄧小平領導的另一支野戰軍掌握著南部前線的至關重要的防區。這條防線一旦被突破或被破壞,國民黨就能夠包圍它東面的另一支野戰軍,同時鞏固從北平到滿洲的交通要道。整整一年,在山東西部,也就是在黃河南岸由東向西的鐵路線兩側,劉鄧部隊同優勢的國民黨軍隊作戰,他們重創敵人,他們本身傷亡並不重但還是作了不少退卻。1947年1月,國民黨佔領了共產黨的老根據地華北平原三十五個縣中的二十四個縣。當年夏天,劉鄧被迫退至黃河以北。在其他地區,共產黨也遇到了挫折。在華東,國民黨發起了大舉進攻;在西北部,延安也被國民黨攻下。毛及黨中央的其他同事避走於陝北光禿禿的黃土山區。
因此,內戰爆發一年之後,從地圖上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情況是嚴峻的。但是地圖並沒有告訴人們全部的故事,它沒能顯示出在這一年裡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的傷亡人數呈1O:3之比;沒能顯示出國民黨部隊紀律渙散、道德淪喪。在戰區中的許多國民黨部隊只能作為駐守軍隊,不能用作進攻。在毛稱之為“第二條戰線”的國民黨統治區,通貨膨脹加速,國民黨政客和政府部門處處蔓延著腐敗與投機現象。對於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許多人來說,出於對這種黑暗的政治局面的反抗,人們譴責國民黨遠甚於共產黨,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運動正在不斷發展。
在這種形勢下,毛作出了關鍵性的決定,共產黨應該發起戰略性的反攻。在1947年9月的一個指示中他對這項決定作了說明,他這樣寫道: “我軍執行外線作戰、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方針,當然要遇到許多困難……但是,這種困難能夠克服和必須克服。因為敵人將被迫更加分散,有廣大地區作為我軍機動作戰的戰場,可以求得運動戰;那裡的廣大民眾是痛恨國民黨擁護我軍的;雖然部分敵軍仍然有較強的戰鬥力,但一般地敵軍士氣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戰鬥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②這段文字很有說服力,但事實上風險也很大。儘管有軍事的、政治的許多困難,國民黨軍隊並沒有完全喪失戰鬥力,同時加緊了他們在華東和西北部的進攻。此外,“外線作戰”的政策使得一支或者更多的共產黨軍隊面臨被封鎖、包圍甚至消滅的危險。
率先發動反攻的任務落在了劉伯承。鄧小平的肩上。1947年6月底(當時毛已作出反攻的決定,但上面說到的指示是在兩個多月以後才釋出的),劉、鄧指揮野戰軍主力強渡黃河,在魯西南地區向國民黨發起進攻。在一個月的戰鬥中,消滅敵人五萬人,四個師的國民黨軍隊被俘。接下來劉鄧大軍發動第二次突襲,他(魯西南戰役共殲滅敵人5。6萬餘人。俘虜敵整編第六十六師中將宋瑞珂,整編第七師中將陳頤鼎、第五十五師中將副師長理明亞、第七十師少將副師長羅哲東、第六十六師參謀長郭雨林等高階將官多名。——譯註)們向南挺進,直插位於南京和武漢之間的大別山區,深入到了國統區的內部。他們在二十天的時間裡,千里躍進,屢遭艱險,尤其是穿越危險的黃泛區沼澤地,在後有追兵的情況下搶渡淮河,終於在8月底到達了大別山區。
在鄧小平的官方傳記中,有幾段話對於接下來幾個月艱難的日子作了充滿感情的描述: “劉鄧大軍由於連續行軍,極度疲勞;部隊在南方作戰缺少經驗;剛到新區,政權還沒有建立,群眾還沒有充分發動起來,糧食、服裝和彈藥奇缺。於是,劉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線展開,擴大根據地。鄧小平和中原軍區副司令員李先念率領精幹隊伍在大別山頑強堅持。鄧小平激勵部隊說:一副擔子,有重的一頭,有輕的一頭,我們在大別山背重些,其他部隊和地區就能大量殲滅敵人和深入開展工作,這對全域性極為有利,我們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堅持住。他們與戰士同甘共苦,風餐露宿,數日不得一飽,夜以繼日地同敵軍周旋。”③這段文字顯然是根據參與當時戰鬥的戰士的回憶寫成的,鄧本人很可能也對這段文字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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