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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依“天津條約”闢為與各國互市之口，建“淡水港”，但為了區別於淡水縣，當時仍多依舊習以“滬尾”稱之）就成了他們的當務之急。而澳底雖然只有曾喜照大人的兩營廣勇駐守，防衛相對比較薄弱，但是此地水深岸陡，荒僻難行，既不利於陸軍登陸，又不便於後勤補給，倭寇在此登陸的可能性應該不大。況且，在天險三貂嶺還駐有徐邦德的一營防軍，我們只要稍事加以提醒，即可無慮。至於馮華所說的疏散兵工廠、火藥局、水雷營之事，卑職以為也甚不妥當。值此人心惶惶之際，還未開戰就謀劃撤退，將會極大的擾亂軍心。”

張兆連久經軍旅，熟悉陣戰，這一番有理有據的分析立刻就引來了好幾個人的紛紛贊同。不過，一向心直口快的俞明震卻不以為然，馬上介面反駁道：“張大人的分析固然有理，然而也有可商榷之處。卑職以為基隆港我軍炮臺堅固，港灣險要，兵力雄厚，士氣高昂，倭寇想在此登陸，恐難以如願；淡水港口水淺，鉅艦不易靠岸，且我軍戒備森嚴，也不易攻取；而三貂角澳底，水深浪平，地勢開闊，我軍防備相對空虛，倭寇如避實搗虛，到實在是不可不防。再說自楊歧珍率軍內渡後，澳底雖還有曾大人的兩營廣勇，但畢竟成軍時日尚淺，沒有什麼實際作戰的經驗，不可不慮呀！況且馮華在遼東連戰連捷，絕非浪得虛名之輩，劉坤一更是久經征戰，老成持重，他二人既有此擔心，必非無因。”

負責在臺北附近巡守，護衛臺北的臺灣民主國副總統丘逢甲（原名秉淵，字仙根，號倉海，生於臺灣苗栗）開始也覺得張兆連的分析有些道理，但俗話說“人的名，樹的影”，馮華的赫赫威名還是讓他心中產生了很大的疑慮。仔細思索了一番，丘逢甲開口說道：“論起行軍佈陣打仗，逢甲不如諸位大人，但劉坤一、馮華卻是此中的行家，他們的意見還是應該予以重視。另外，馮華在電文中說‘別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這話聽起來有些俗，可仔細想一下，卻非常有道理。臺灣是一孤懸海外的島嶼，一旦戰爭打起，倭寇封鎖港口，截斷航運，斷絕外援，我們就將坐以待斃。因而，我們的兵工廠、火藥局、水雷營等對支援戰爭尤為重要，馮華所慮還是有一定的道理。”

由於張兆連、俞明震和丘逢甲三人開了個頭，一時間與會眾人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各抒己見，爭執不下，於是都把目光投向了唐景崧。

此時，唐景崧心中同樣非常矛盾：他原來也認為日軍會從基隆、滬尾登陸，因而把主力都集結在這一線，忽視了被他們視為荒僻之地的三貂角澳底。可是劉坤一、馮華先後發來電報，再三強調要加強對澳底的防守，再加上俞明震、丘逢甲等人也持有類似的看法，弄得他心底下也開始不踏實起來。然而臺北附近就這麼些軍隊，到底該如何安排三貂角澳底的防務呢？想到這兒，他摸著頜下的鬍鬚沉吟起來。

清軍在臺灣的部隊，應屬林朝棟所部十營“棟字軍”以及劉永福所部八營“黑旗軍”戰鬥力最強。林朝棟在中法戰爭時守臺灣，勇敢善戰，曾大敗法軍；劉永福在越南抗法，更是戰功卓著，名震遐邇。可這兩名戰將卻受到了唐景崧、張兆連等人的猜忌、排斥，分別把他們調到了臺中和臺南。而戰鬥力較強的張兆連、陳永隆、餘致廷、餘得勝等部目前分別駐守基隆、滬尾和棰園，駐守臺北的除了唐景崧新招募來的未經訓練和陣戰的廣勇、臺勇外，就只有丘逢甲所指揮地一部分臺灣各地的義勇軍。

看到唐景崧猶豫不決，久久都沒有做出決定，丘逢甲站起身來建議道：“大人，逢甲以為對倭寇可能會在澳底登陸一事，雖然不能完全相信，但有備無患，聊勝於無。澳底，可以派瑞芳義勇軍統領吳國華帶所部兩營臺勇火速增援，並派都司陳波率護衛營協同前往，多增添一些防禦力量。另外，由於臺北地區的兵力已經有些捉襟見肘，為以防萬一，還應立即將林朝棟所部從臺中調回，駐防基隆市西北的獅球嶺天險。至於疏散兵工廠、火藥局等事，儘管目前不宜大張旗鼓，可是先期做一些準備工作還是應該的。”

丘逢甲的這些建議應該說還是極為穩妥恰當的，當下就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援。而唐景崧和張兆連儘管心中不是很滿意，但一來沒有更好的主意，二來大敵當前也知道孰重孰輕，因此並沒有出言反對，事情最終就這麼定了下來。

澳底位於基隆東北25公里的三貂角，由於所處位置偏僻荒蕪，以及道路崎嶇險惡，歷來都是一個少有人問津的地方。然而1895年6月27日，在距離清政府正式交割臺灣還有五天的時候，這裡卻一下子成為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