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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便難免於殘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當時情況如此，自然逃不出蘇東坡的慧眼，而且茲事體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輕鬆詼諧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狹路相逢了；他倆的衝突決定了蘇東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決定了宋朝帝國的命運。

蘇東坡和王安石，誰也沒活到親眼看見他們相爭的後果，也沒看到北方異族之徵服中國，不過蘇東坡還活到親眼看見那廣事宣傳的新政的惡果。他看見了王安石那麼深愛的農民必須逃離鄉里，並不是在飢謹旱澇的年月，而是在五穀豐登的年月，因為他們沒能清還硬逼他們向官家借的款項與利息，因此若膽敢還鄉，官吏定要捕之入獄的。蘇東坡只能為他們呼天求救，但是卻無法一施援手。察訪民情的官員，奸偽卑劣，以為對此新政新貴之缺點，最好裝聾作啞，一字不提，因為當權諸公並非不知；而對新政之優點，乃予以粉飾誇張，錦上添花。說漫天之謊而成功（倘若那些謊言漫天大，而且又說個不停），並不是現代人的新發明。那些太監也得弄錢謀生。在這種情形之下，玩法弄權毫不負責之輩，就以國運為兒戲，彷彿國破家亡的後果他們是可以逃脫的。蘇東坡勉強潔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無可奈何了。皇帝雖有求治的真誠願望，但聽而不聰，誤信人言，終非明主，焉能辭其咎？因為在國家大事上，他所見不明，他每每犯錯，而蘇東坡則料事無誤。在實行新政神聖不可侵犯的名義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壓政治之下輾轉呻吟。在瘋狂的爭權奪利之中，黨派的狂熱，竟凌駕乎國家的利益之上。國家的道德力量、經濟力量一大為削弱。正如蘇東坡所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很容易被來自西伯利亞的敵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當北方強鄰的傀儡，名為區域獨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無怪乎朝廷滅亡，中國不得不遷往江南了。宋室官室在北方鐵蹄之下化為灰燼之後。歷史家在一片焦瓦廢墟中漫步之時，不禁放目觀望，胸頭沉思，以歷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國家百姓遭此劫難的原因，但是時過境遷，為時已遲了。

蘇東坡去世一年，在當權的群小尚未把長江以北拱手奉送與來自窮沙大漠的他們那異國的君王，一件歷史上的大事發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佑黨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黨之爭的一個總結。元佑是宋哲宗的年號（一○八六～一○九三），在這些年間，蘇東坡的蜀黨當權。元佑黨人碑是哲宗元佑年間當政的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單，以蘇東坡為首。碑上有奉聖旨此三百零九人及其子孫永遠不得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與此名單上諸臣之後代通婚姻，倘若已經訂婚，也要奉旨取消。與此同樣的石碑要分別在全國各縣樹立；直到今天，中國有些山頂上還留有此種石碑。這是將反對黨一網打盡，斬盡殺絕的辦法，也是立碑的群小蓄意使那些反對黨人千年萬載永受羞辱的辦法。自從中國因王安石變法使社會衰亂，朝綱敗壞，把中國北方拱手讓與金人之後，元佑黨人碑給人的觀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為不同了。隨後一百多年間，碑上人的子孫，都以碑上有他們祖先的名字向人誇耀。這就是元佑黨人碑在歷史上出名的緣故。實際上，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並不配享有此種榮耀，因為在立碑時要把反對黨趕盡殺絕，那群小人便把自己個人的仇敵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一黑名單上的人是好壞兼而有之的。

在徽宗崇寧五年（一一○六）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現輦星，在文德殿東牆上的元佑黨人碑突遭電擊，破而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無疑問，徽宗大懼，但因怕宰相反對，使人在深夜時分偷偷兒把端門的黨人碑毀壞。宰相發現此事，十分懊惱，但是卻大言不慚的說道：“此碑可毀，但碑上人名則當永記不忘！”現在我們知道，他是如願以償了。

雷電擊毀石碑一事，使蘇東坡身後的名氣越來越大。他死後的前十年之間，凡石碑上刻有蘇東坡的詩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銷燬，他的著作嚴禁印行，他在世時一切官銜也全予剝奪。當時有作家在雜記中曾記有如下文句：“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崇寧大觀間，海外蘇詩盛行。是時朝廷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東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雷擊石碑後五年，一個道士向徽宗奏稱，曾見蘇東坡的靈魂在玉皇大帝駕前為文曲星，掌詩文。徽宗越發害怕，急將蘇東坡在世時最高之官爵恢復，後來另封高位。為蘇東坡在世時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以前，皇家已經開始蒐集蘇東坡的手稿，懸價每一篇賞制錢五萬文。太監梁師成則付制錢三十萬文購買穎州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