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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壓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話說：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

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而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壇也。〗

他又警告皇帝說：

〖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並軍搜卒之令，卒然輕發；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賜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臣君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樸。譬如乘輕車、馭駿馬，貿然夜行，而僕伕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襪馬，以待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其未晚也。〗

蘇東坡又警告皇帝說，若以為用專斷的威權必能壓制百姓，則誠屬大錯。多少官吏已然降級或革職，甚至有恢復肉刑之說。他接著又說：

〖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眾者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之。今陛下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洱眾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爾，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眾，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

蘇軾　上對〗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動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臺。最初，王安石的威嚇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極端而廣泛的經濟政策，而是他對膽敢批評他的御史，憑他狂妄的習慣，一律撤職。於是批評朝政之權受到了摧殘，政府組織的基礎受到了破壞，這樣就觸動了政體最敏感部分。官場全體為之大驚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開始背棄他。

單以排除御史臺的異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對他的支援力量，也引起朝廷領袖的紛萌退意。在中國，監察機構是朝廷一個歷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輿論時時對當政的政權予以控制或批評。在一個好政府裡，監察機構必須能隨時對皇帝進冷言，向皇帝反映輿論，這種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由於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監察機構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責任，御史如對當權者做強有力的攻擊，可以把一個政權推翻。這種監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變動，不過其方法並未明確予以規定，其作用與現代的新聞輿論大致相似。古代此種制度之異於今日者，就是此等監察機構及其反對權，並無明文規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傳統上認為明主賢君應當寬宏納諫；至於皇帝重視他那明主賢君的名譽與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級、懲處、折磨，甚至全家殺害。有些皇帝確是如此。身為御史者在個人毫無法律保障之下，卻要盡職責向朝廷與皇帝進諫規勸，處境是既難又險。但是像現代，總有對公眾抱有責任感的新聞雜誌編輯，不惜冒監禁死亡之險而向極權政權挑戰的，在過去也總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笞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脅，而盡其於人民之職責。尤其在東漢與明朝兩代，當時有御史，寫好彈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無疑，在本章呈遞與皇帝之前，先行自縊身死。這些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戰場，前仆後繼。好皇帝自己愛惜名譽，對於這等御史的處理頗為慎重，因此甚獲美譽而得人望，但是惡人當政則急於塞御史之口，正如現代之專制暴君，總以鉗制報章雜誌之口為急務。

王安石當政之始，元老重臣對他頗寄厚望。現在御史中丞呂晦向王安石發出了第一彈，說他：“執邪見，不通物情。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連司馬光都深感意外。在呂晦同司馬光去給皇帝講解經典之時，呂晦向司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算要做的事，從袖子裡把那件彈劾表章給司馬光看。

司馬光說：“吾等焉能為力？他深得人望。”

呂晦大驚道：“你也這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