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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很好，記憶力健全，我母親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時候的一舉一動，仍完整地儲存在她的記憶裡。我相信她對一九四二年的忘卻，並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觸目驚心，而是在老人家的歷史上，死人的事確是發生得太頻繁了。指責九十二年許許多多的執政者毫無用處，但在哪位先生的執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經常、到處被活活餓死，這位先生確應比我姥娘更感到慚愧。這個理應慚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孫，決沒有發生飢餓。當我們被這樣的人統治著時，我們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後怕嗎？但姥娘平淡無奇的語調，也使我的激動和憤怒平淡起來，露出自嘲的微笑。歷史從來是大而化之的。歷史總是被篩選和被遺忘的。誰是執掌篩選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後我提起了蝗蟲。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後，發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蟲。這一特定的標誌，勾起了姥娘並沒忘卻的蝗蟲與死人的聯絡。她馬上說：

“這我知道了。原來是飛螞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螞蚱把地裡的莊稼都吃光了。牛進寶他姑姑，在大油坊設香壇，我還到那裡燒過香！”

我說：“螞蚱前頭，是不是大旱？”

她點著頭：“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還出不了螞蚱。”

我問：“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有個幾十口吧。”

這就對了。一個村幾十口，全省算起來，也就三百萬了。我問：“沒死的呢？”

姥娘：“還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現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經不在了。二姥娘死時我依稀記得，一個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時我已二十多歲，記得是一顆蒼白的頭，眼瞎了，像狗一樣蜷縮在灶房的草鋪上。他的兒子我該叫花爪舅舅的，在村裡當過二十四年支書，從一九四八年當到一九七二年，竟沒有置下一座像樣的房子，被村裡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問：

“姥娘，你呢？”

姥娘：“我沒有逃荒。東家對我好，我又去給東家種地了。”

我：“那年旱得厲害嗎？”

姥娘比著：“怎麼不厲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澆一瓢水，‘滋滋’冒煙。”

這就是了。核對過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當過支書，大事清楚，我一問到一九四二年，他馬上說：“四二年大旱！”

我：“旱成甚樣？”

他吸著我的“阿詩瑪”煙說：“一入春就沒下過雨，麥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塊顆粒無收；秧苗下種後，成活不多，活的也長尺把高，結不成籽。”

我：“餓死人了嗎？”

他點頭：“餓死幾十口。”

我：“不是麥收還有三成嗎？怎麼就讓餓死了？”

他瞪著我：“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軍糧了？不交稅賦了？賣了田地不夠納糧，不餓死也得讓縣衙門打死！”

我明白了。我問：“你當時有多大？”

他眨眨眼：“也就十五六歲吧。”

我：“當時你幹什麼去了？”

他：“怕餓死，隨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範克儉舅舅。一九四二年，範克儉舅舅家在我們當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戶人家。我姥爺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長工。東家與長工，過從甚密；範克儉舅舅幾個月時，便認我姥娘為乾孃。俺姥娘說，一到吃飯時候，範克儉他娘就把範克儉交給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褲腰裡。一九四九年以後，主子長工的身份為之一變。俺姥孃家成了貧農，範克儉舅舅的爹在鎮反中讓槍斃了；範克儉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銀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說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沒享，就跟著受了幾十年罪，圖個啥呢？因為她與範克儉舅舅結婚於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幾十年中，我家與范家仍過從甚密。範克儉舅舅見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親眼見俺姥娘拿一塊月餅，像過去的東家對她一樣，大度地將月餅賞給叫“娘”的範克儉舅舅。範克儉舅舅臉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與範克儉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樹下（這棵槐樹，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憶一九四二年。一開始範克儉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這時我想起他是前朝貴族，不該提一九四九年以後實行的公元制，便說是民國三十一年。誰知不提民國三十一年還好些，一提民國三十一年範克儉舅舅暴跳如雷：“別提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壞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