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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人民的生死於不顧了。世界有這樣一條真理：一旦與領袖相處，我們這些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黴不可。蔣的這種態度，使受災的幾千萬人只有吃樹皮、稻草、乾柴和“黴花”，而得不到一個政府所應承擔的救濟、調劑和幫助義務。於是，人口在大面積死亡。但這不是事情最重要的部分，事情最重要的部分是：

在大面積受災和餓死人的情況下，政府向這個地區所徵的實物稅和軍糧任務不變。

陳布雷說：

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報災電，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地”，“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徵實不能緩免。

這實際等於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與災害為伍，在直接宰殺那些牲口一樣的兩眼灰濛濛、東倒西歪的災民。於是，死的死了；沒死的，發生大面積背井離鄉的逃荒。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也會像蔣委員長那樣說：情況不會那麼嚴重吧？這是一種事物的慣性，事物後特別過很長一段時間後再來想事物，我們總是寬宏大量地想：事情不會那麼嚴重吧？但在當時，可知歷史是一點不寬容的。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又得引用資料。我認為這種在歷史中打撈事件的報告式的文字，引用資料比作者胡編亂造要更科學一些。後者雖然能使讀者身臨其境，但其境是虛假的；資料也可能虛假，但五十年前的資料，總比五十年後的想像更真實一些。一九四二年，美國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在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

河南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加重的實物稅和徵收軍糧。由於在中條山失陷之前，該省還要向駐守山西南部的軍隊和駐守在比較窮困的陝西省的軍隊提供給養，因而，負擔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陝西省的四十萬駐軍的主要任務是“警戒”共產黨。

我從很多人士那裡得到的估計是：全部所徵糧稅佔農民總收穫的30—50％，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徵稅，全國性的實物土地稅（透過省政府徵收）以及形形色色、無法估計的軍事方面的需求。稅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當年的實際收成定。因此，收成越壞，從農民徵收的比例就越大。徵糧要繳納小麥，因此，他們所收穫的小麥更大一部分要用於納糧。

有很可靠的證據表明，向農民徵收的軍糧是超過實際需要的。中國軍官的一個由來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慣例，就是向上級報告的部隊人數超過實際所有的人數。這樣他們就可以吃空額，謀私利。洛陽公開市場上的很大一批糧食，就是來自這個方面……

人們還普遍抱怨，徵糧徵稅負擔分配不公平。這些事是透過保甲長來辦，他們自己就是鄉紳、地主。他們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們的親朋好友不要納糧納稅太多。勢力還是以財富和財產為基礎：窮苦農民的糧食，往往被更多地徵去了，這就正像是他們的兒子，而不是甲長和地主的兒子，被拉去當兵一樣。

河南的情況是如此之糟，以致在好幾年中都有人逃荒到陝西、甘肅和川北……結果是河南的人口相對減少，而留下來的，人和賦稅負擔相對加重了。在前線地區，農民的日子最苦，那裡受災也最重。因此，來自那裡的人口流動也最多。來自鄭州的一位傳教士說，早在當年的饑荒襲來

之前，那個地區的許多田園就已荒無人煙了。

這種情況今年發展到了頂點。最盲目的政府官員也認識到，在小麥欠收後，早春將發生嚴重缺糧。早在七月間，每天就有約一千名難民逃離河南，但是，徵糧計劃不變。在很多地區，全部收成不夠納糧的需要。在農村發生了一些抗議，但都是無力的，分散的，沒有效果的。在少數地方，顯然使用了軍隊對付人民。吃著榆樹皮和幹樹葉的災民，被迫把他們最後一點糧食種子交給稅收機關。身體虛弱得幾乎走不動路的農民還必須給軍隊交納軍馬飼料。這些飼料比起他塞進自己嘴裡的東西，其營養價值要高得多。

以上是謝偉思的報告。為什麼我引用謝的文字而不引證別的書籍呢？因為謝是外國人，不身在複雜的其中，也許能更客觀一些。但謝偉思所說的，還不是最嚴重的，即：在災難中的災民，並不被免除賦稅，而是嚴令其仍按正常年景稅賦徵收因而實際上稅賦已超過正常年景還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統治這些災民的一些官員，還借災民的災難去投機發財。據美國記者白修德親眼目睹，有些部隊的司令把部隊的餘糧賣給災民，發了大財。來自西安和鄭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官吏、軍官以及仍然儲蓄著糧食在手的地主，拼命以罪惡的低價收買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