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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罷了。而在這方面，據我的印象，本事最大的當屬報社和出版社的老一輩職業校對員，但總不能說，這些職業校對員有資格嘲笑和取代被校對者了。

第四個例項牽涉另一位北京作家，我也不認識。他為別人的一本書寫了一篇序言，有一位評論者撰文指出，這篇序言中有很多語法錯誤，口氣比較嚴厲。嚴厲當然會產生回應，事情立即變得很不愉快了。作家的文字中有語法錯誤，指出來既有利於讀者也有利於作家，本來語氣嚴厲一點也不妨，但我稍稍有點驚訝的是，這篇序言我讀過，為什麼當時沒有感到有語法上的障礙？待我帶著這個好奇，找到原文和批評文章一一對照，終於明白了真相。批評者有很好的語法和修辭學方面的造詣，他所指出的語言構成方式確實都可探討，但其中大多隻能說是用語粗疏而不能說是語法錯誤，而對有些作家來說，用語粗疏可能是故意的。在書面語言的嚴謹中加添一點口頭語言的隨意，有時反而能調節文字的規整語態，走向生動。當然，這種隨意性如果明顯地侵凌了語法，還是應該知道收斂和整理才好。可見，這本是作家和語法學者們協調商量的問題，但經起鬨者們一炒作，情況就變得有點怪異。我從一篇評述這個事件的文章中讀到的指向，已成為“作家的文字資格”、“名人的認錯態度”等等不留餘地的惡性事端了，幸好這位作家沒有再去理會。這件事，說到底，仍然是一個技術細節問題，而它一被點燃，就快速地吸引大量視線，並燒燎到人格部位。這個程式，一再重複於不同的事件，不能不讓人驚心。

說了這些例項之後我想歸結一下。

文化在本質上是一個大題目。人們在兵荒馬亂中企盼文化，在世俗實務中呼喚文化，在社會轉型中寄意文化，都是因為它能給人們帶來一種整體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路向。它會有許多細部，但任何細部都沒有權利透過自我張揚來取代和模糊文化的整體力量。

一個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帶集中在思考層面和創造層面上，那它的復興已有希望；反之，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帶集中在匠藝層面和記憶層面上，那它的衰勢已無可避免。

世紀之交，大家都在期待文化的聲音，但聽了幾年，文化都在為不知所云的細節而爭吵。終於不耐煩，吵去吧，大家起身走了。沒有文化的大家，留下了沒有大家的文化。

魯迅說，一箇中國孩子，要學會幾千個基本漢字，再學會把筆畫繁多的難字準確地填到一個個方格中去，得花費一二十年時間。那麼接下來，我們可以順著魯迅的計算把這筆賬做下去：這個人需要背熟歷代詩詞，通曉音律平仄，至少也得一二十年吧；掌握文史細節更麻煩，這是一個漫無邊際的大海，沒有三四十年出不來。當然會有不少人半途逃逸，像孔乙己，知道了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種寫法就喝酒去了；像那個綁匪，學會了一筆好古文就謀財害命去了。堅持下來的總該有資格談文化、寫文章了吧，那也應該是七八十歲高齡了，而且還沒有來得及接受其它一切正規教育。不知這麼一筆年齡賬，會給我們什麼啟發？

當然，普通話的標準發音還是要學，有名的古詩還是要背，順便學點平仄也不壞，語法上的問題還是要引起注意，但是，中國文化的榮辱邊界不能僅僅停留在這裡，它還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我們學問不深，知識不廣，卻也懂得要為它失落多年的高貴內質招魂，而不能聽任它繼續淪於瑣碎和庸常。

反過來想，如果中華文化再經過幾年調教，嚇得作家們再也不敢隨意談古詩了，嚇得導演藝術家們躲進書房學平仄去了，真正有點知識的人又被調教得目不斜視、足不出戶了，那麼，社會上在暢談文化的會是誰呢？

這樣的男人

一九九一年春天，一家法律雜誌的負責人找到我的辦公室，要我談談對當時轟動上海的三個女貪汙犯案件的看法，他們準備在雜誌扉頁“名人談法”的專欄刊登。我一聽就慚愧，當時還在擔任學院院長，忙得連報紙也少看，居然不知道這些案件，便請這位先生先給我介紹一下。

原來，三個女貪汙犯的案情驚人地相似。她們都是未婚的美貌姑娘，都是單位裡的財務出納員，事發之前都品行端正。她們各自愛上了一個男子，男子借各種理由花她們的錢，她們為了愛，為了面子，自己省吃儉用，把父母的積蓄也搭上，仍然填不滿無底洞，便開始一筆筆地貪汙公款。及至案發，由於貪汙數字巨大，必判重刑，甚至有生命之虞；而那幾個男子，卻因為只花錢而不問錢的由來，無法定為貪汙犯，只能以“窩藏”、“詐騙”之類的罪名輕判，關押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