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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六的早晨，我到牛津北部的“糕點廠”排隊，等候一小時左右，為週日購買茶點用品。我加入了由托馬斯·阿姆斯特朗爵士（非常巧合，他是羅伯特·阿姆斯特朗的父親）指揮的巴赫合唱團，該團上演的曲目比它的名稱要廣泛。我們在謝爾登劇院上演的《馬太受難曲》尤其使我記憶猶新，這個劇場似乎是雷恩專為這個節目設計的。我們也唱過《伊戈爾王》，貢斯當·蘭伯特的《格蘭德河》以及雷爾斯特的《耶穌讚美詩》，有時我只是去聽，並不唱，我聽過凱瑟琳·費裡那在埃爾加的《傑隆修斯之夢》中的演唱。

隨著戰爭結束和軍人復員，牛津娛樂活動的節奏加快了。八漿划船比賽又恢復了，我去河邊觀看過比賽。就在這時。我第一次去跳舞，有時甚至喝一點兒酒（以前我只嘗過雪利酒，但並不喜歡，現在依然如此）。我第一次抽了香菸，同樣也不怎麼喜歡，雖然我知道如果堅持吸下去的話我會品出味道來的。我決定不吸菸，把錢省下來每天買《泰晤士報》。我第一次參加校慶舞會，像歌中唱的那個女孩兒一樣通宵達旦跳個不停。我在老劇場和新劇場觀看契可夫和莎士比亞的戲劇。（那時正上演一些克里斯托弗·弗賴的早期作品。）我還觀看過一部精彩的牛津大學戲劇社的演出，是在學院花園上演的，由牛津當時的時髦人物肯尼斯·泰南主演。至於劇情我現在已記不清了，部分原因是：把舞臺上的肯尼斯·泰南與生活中的肯尼斯·泰甫區別開來是很困難的事。

我的牛津生涯本來可以更豐富多采些，但我手頭不富裕，而且若不是我的導師——總是樂於幫忙的化學家多蘿西·霍奇金——向學校建議，使我得到一點獎學金，我將入不付出。我還得到一些教育基金的幫助。如果當時我願意承擔一些教學任務的話，我會從這些機構中獲得一筆額外的收入。但我知道自己並沒有從教的天賦，我確信（至今仍確信）好的老師需要有一種天才，而大多數人根本不具備這種素質。事實上，1944年夏天我還在格蘭瑟姆真的教過一假期的自然科學，並掙得了買一輛腳踏車的錢，這在格蘭瑟姆算是奢侈品而在牛津則是必需品。就在我于格蘭瑟姆任教時，巴黎解放了。校長召集全校大會，宣佈巴黎又自由了，並告訴我們勇敢的抵抗運動戰士如何起義，打擊德國佔領軍，幫助盟軍，這是激動人心的時刻，很明顯，我們正在獲得戰爭的勝利；因而我不再為沒能為戰爭做更大的貢獻而感到那麼內疚了；我與所有英國人民一樣為法國抵抗運動為法國挽回榮譽和自尊感到欣喜。也許那時我們對抵抗運動的普遍存在有些誇大其辭，我們中間流傳著這類故事，諸如德國士兵走進咖啡館時，裡面的顧客會輕輕敲打杯子，用莫爾斯電碼敲擊出字母V，代表勝利，當然每個真正的法國人都渴望自由，對此我們確信無疑。

此後，我開始埋頭學習。多蘿西·霍奇金致力於調光晶體學的研究，這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擁有這樣一位有才華的科學家和天才的教師對學院來說是一件幸事。霍奇金夫人是皇家學會的會員，後來為盤尼西林——第一種抗菌素——分子結構的發現作出了決定性貢獻，為此她獲得了1964年的諾貝爾獎。（盤尼西林是我去牛津上學前兩年在薩默維爾附近的拉德克利夫醫院發現的，並且在那裡做了早期實驗。）在我大學生活的第四年和最後一年（1946—1947），由多蘿西·霍奇金指導，我與一位德國流亡者格哈德·施密特一起研究簡單的蛋白質短桿菌肽B，這是修完第二部分化學課程所必需的研究專案。在宇宙俱樂部和科學俱樂部我也遇到過其他嶄露頭角的年輕科學家，聽過許多知名科學家的講座，其中包括J·D·伯納爾，他的政治觀點與當時很多科學家一樣相當左傾，但是他們從未幻想過把他們的政治觀點帶入師生關係之中。

在我的牛津生活中，宗教扮演著重要角色。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年輕人進入大學後，一方面由於接觸了懷疑論，一方面出於不大健康的原因，失去了他們的信仰。我從未感到過這種危機。衛理公會使我有了穩固的錨地，當然還使我有了與我觀點一致的熟人和朋友。星期天我通常去衛斯理紀念堂做禮拜。那裡有一種格蘭瑟姆那樣的社交氣氛：一種溫馨、冷靜而又令人愉快的社會生活。在初來乍到的陌生環境裡，這對我是多麼重要。這所教堂有個非常活躍的學生聯誼會。星期天晚禮拜後，通常在牧師家裡舉辦大型咖啡聚會，那時會有對宗教或其它問題的熱烈討論。偶爾我也去學校的聖母瑪麗亞教堂，傾聽一場別具一格的大學佈道，儘管那個教堂籠罩著某種“一本正經”的拘謹氣氛，使它成為一個冷冰冰的宗教活動場所。有時我去學院附屬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