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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讓人們知道他在霍格與巴特勒之間更看重前者。從而遏制了後者的勢頭併為亞歷克·道格拉斯一霍姆的崛起鋪平了道路。伊恩·麥克勞德準備在《旁觀者》上把黨內魔力圈如何拋開巴特勒、按麥克米倫的意圖操縱一切的經過全部揭露出來。我欽佩伊恩·麥克勞德，也欽佩伊諾克·鮑威爾，他們兩人後來都拒絕進入新首相的內閣。但我不同意他們對過程和人選的批評。當時我認為，為避免公開選舉將導致的黨內的公開分裂，有些事有必要說一說。我一般並不主張僅僅由於有人提出合理化的要求就去改變習俗和慣例。對我來說，黨的領袖選出的方式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最高領導是否是位合適的人選、而我當時認為已產生的最高領導確是位合適的人選。

會議後的那個星期一，我接到了議會督導辦公室的電話，瞭解我對領導人的態度。我首先告訴他們在拉布和昆廷之間我支援拉布，因為他更有資格。他們隨後又問我對亞歷克的看法。這就向我展示了一種我原先沒有預料到的可能性。“按章程這是可能的嗎？”我問道。他們作了肯定的回答，我於是毫不猶豫地回答：“那麼我堅決支援亞歷克。”

“我當時表示的唯一保留意見是，如果請求女王選擇一名首相，那麼要設想選舉的結果就有點沒把握了，亞歷克可能不得不放棄他的貴族爵位而在補缺選舉中一搏。但我又說，這一問題應讓其他更有資格的人來考慮。反思此事，我可能還應該再加一個條件。後來的事件表明，魔力圈已不再能給予新產生的領導人以合法性。這對亞歷克出任首相是個障礙。當新體制宣佈產生時，我也早已看到了這種必要。

我對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的敬佩並不源於最近的一次交談。1960年6月他任外交大臣時我向貝蒂·哈維一安德森（倫弗魯郡東區的議員）表示過疑慮。我認為下院的大臣中理應能產生合適的候選人。此外，我還記得，安東尼·艾登基於這些理由公開反對將外交大臣的職位給予索爾茲伯裡勳爵。但貝蒂告訴我，亞歷克相當出色，應該得到這一職位。因此我決定在議會的漢薩議事錄中讀一下新外交大臣的首次演講；講話精闢地概述了東西方關係，強調了對蘇聯既威懾又談判的必要性，也強調了與美國關係的重要性。無論當時還是後來，亞歷克都不同尋常地做到了把外交技巧與清晰的見解相結合。有些渴望成為外交大臣的人有個顯著特點：總是把談判的過程看作是談判的目的，而亞歷克從沒表現出這種傾向。他具備一個完美的談判者的優雅圓滑的風度和對細節的洞察力。

更重要的是，亞歷克·道格拉斯一霍姆是個顯而易見的好人，而在衡量即將擔當重任的人們時，好人的品行是不應被低估的。他也是最完美地“無階級”的。你總能感到他不是把你作為某類人、而是作為棠個人對待。當我與他談論有關寡居母親救濟金這個有爭議的問題時，我發現他確實在注意地傾聽。

但報界卻殘酷無情地、並幾乎是矛頭一致地反對他。他很容易地被醜化成一個難以接近的貴族，這意味著倒退到最反動的保守主義型別中。我一向認為，性格倒惜的勢利小人比直截了當的自高自大者更令人厭惡。到1964年時，英國社會已進入了以個人自我表現為形式的自由適應主義的病態時期，只有進步的思想和人民才能得到日益自以為是和自信的輿論界的尊重。當亞歷克自我貶低他說出自己用火柴棍來制定經濟構想時，他們簡直笑個沒完。這與哈羅德·威爾遜那極富技術才華的頭腦所熟知的經濟學模式真是天壤之別。沒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英國經濟的弱點是否在於其表面的複雜而本質的簡單。事實上，如果政客們被迫使用更為樸實的語言和簡單的舉例來保證人民能明白他們的政策，那麼我們可能早已使英國免於滑入相對的衰落之中。

儘管遭到輿論批評，儘管麥克米倫政府結束時吵吵鬧鬧，儘管在這個可怕的時刻廢除了“零售價保護”，這一做法儘管是正確的但卻嚴重冒犯了支援保守黨的小企業主們，儘管發生了上述一切，我們還是差一點就贏得了1964年的大選。我們力量的恢復並不是因為經濟有所好轉，事實上通貨膨脹情況更糟了，收支赤字也張開大口。也不是因為我們1964年的宣言，那個宣言著重強調把總體主義作為解決國家經濟問題的方式，而在這一領域社會黨人肯定比我們更有說服力。我們力量恢復的部分原因是越細看工黨的綱領和領袖，他們就越顯得不實在。但我們黨的政治復甦應主要歸功於亞歷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人認為保守黨的失敗不可避免，而他早已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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