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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克斯”很大，在霍頓柯比。

那時，達特福德的席位是四個選區中最難贏得的，所以，毫無疑問在它的鄰近選區眼裡也是最不重要的，雖然達特福德人不這麼看。從政治上講，把有把握獲勝的選區與毫無希望獲勝的選區聯絡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如果在毫無希望獲勝的選區建立起活躍的組織，就很可能把你們的競爭對手的支持者從你們希望保住的政治陣地上吸引走一部分。這正是中央總部希望我們做的一部分工作，以便幫助特德·希思保住貝克斯利這個能贏得的席位。

這樣，我認識了特德。他已是貝克斯利的候選人，中央總部要我到他的選區去講話。特德已較有名氣。他參加過二戰，被授予中校軍銜。他的政治經歷始於30年代後期支援一名反慕尼黑協定候選人參加牛津的補缺選舉之時，他也因此贏得中央總部及四個選區協會的尊敬。他這個人十分爽快、邏輯性強，他總能列出4個目標或5種攻擊的方法。一見面，他的這種性格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一方面與選區的工作人員十分友好，但另一方面又總是領導者，“候選人”，或“議員”，這使人覺得即使在他最和藹可親的時候，他仍有些與眾不同、孤芳自賞。

他的鄰近選區奇斯爾赫斯特的候選人帕特·霍恩斯比一史密斯則與他截然不同。她熱情奔放，富有活力，是一種明星式女政治家，1946年她發表的一次極富煽動性的右翼演說轟動了保守黨大會。她總是十分樂意幫助年輕同事，到全國各地演講。我和她成為很好的朋友，我們經常在她舉行的非正式晚宴聚會上進行政治長談。

1950年選舉到來之前，我們就感到保守黨力量開始恢復。這種恢復與其說是保守黨內對其政策進行重新思考的結果，不如說是保守黨人及全國人民對艾德禮政府主張的社會主義作出的強烈反對的結果。安奈林·貝文在1948年7月把保守黨描述為“害鼠不如”，像我這樣年輕的保守黨人正好藉機發揚英國人歷來善於自我嘲諷、自我貶低的傳統以表示對黨的忠誠。我們在外出活動時戴上一枚“害鼠”像章，是一個藍色小老鼠。誰吸收了10名黨員，就戴上一枚像章。這些人被稱為“惡鼠”。誰吸收了20名黨員，就成了“大惡鼠”。這樣，黨內人員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幾等。有個居住在特威克納姆的某個地方的人被“封”為“鼠王”。

我倒是克利門特·艾德禮的崇拜者。他為人嚴謹，是個愛國者。艾德禮與90年代的政治家不同，他注重實質，從不譁眾取寵。他的政府確實十分激進、急於改革。1945年的工黨宣言是一個十分左的檔案。現在看來，這一點更清楚。戰爭剛剛結束，大家大談特談的計劃、國家控制均是戰時的用詞，所以人們無法真正掌握其全面的影響。實際上，計劃與國家控制是對商業、資本主義及市場的全面攻擊。這種觀點的基本理論前提是，“除了戰爭期間以外，我們是否充分利用了我們的生產能力令人懷疑。我們必須糾正這種情況。”認為只有國家才有能力決定把資源用在哪、不用在哪更符合國家利益。提出國有化、控制、計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基於社會的原因，而是基於經濟的原因。認為有害的壟斷只出現在私營部門。因此，鋼鐵工業國有化的理由是“只有公有制代替了私人壟斷，鋼鐵工業才能是高效的”。其中最為激進的也許是工黨對土地的態度。工黨清楚地表示地方當局強行收購土地僅是一個更全面計劃的開始，因為“工黨主張土地國有化並將為此努力”。

工黨政府在實現其競選宣言中提出的具體諾言是極有魄力的。沒有人會懷疑工黨實行社會主義的記錄。而人們攻擊工黨的目標顯然是社會主義帶來的經濟後果：貨幣貶值和再次出現通貨膨脹。龐大的公共開支使所得稅的標準稅率幾乎與戰爭時期的稅率持平，即每英鎊上稅9個先令。戰時的各項控制非但沒有取消反而擴大了範圍，例如1946年又對面包實行配給制，一年後土豆也實行了配給制。因此，1950年的競選運動就是圍繞以上這些對任何當時執政的政府都極其危險的問題展開的，而我對這些問題則應付裕如，可以把高深的理論主題與更為實際的“麵包與黃油”問題結合起來。

1950年的保守黨宣言是一個匠心獨運的檔案，它既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社會主義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又提出了一系列謹慎的具體的誓言，以改變現狀。它強調了通貨膨脹的後果、經濟管理混亂、浪費及官僚主義的情況。我對宣言關於外交政策的明快的表述特別滿意。

但保守黨也比較謹慎，沒有承諾馬上停止配給制，或者大規模取消國有化，也沒有承諾做任何可能在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