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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邀去主持保守黨在奧爾平頓舉辦的一次募捐會的開幕式。有些人勸我算算命，我不太情願地同意了。有些算命先生喜歡水晶球，而這個算命先生顯然喜歡珠寶。他讓我把我的珍珠項鍊取下來，讓他摸摸，以尋求神靈的指示。算命先生的結論當然是十分樂觀的，他說：“你將很偉大，像丘吉爾一樣偉大。”大多政治家都有點迷信，我也不例外，但我仍覺得他說得有些滑稽可笑。當然，人們都希望有好運，因此，任何可能帶來一些好運的東西均受歡迎。從那以後，我認為我的珍珠會給我帶來好運。我的珍珠好像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節　婚姻、家庭和法律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1950年的選舉結果並不是事物的終結。在最初的興奮過後，這種結果使有關的人們感到十分掃興。沒有多少人會懷疑工黨在這次選舉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不久工黨將再次舉行大選以挽回面子。同時，全國也十分不穩定。我繼續在達特福德干也不大方便。如果我要想在政治生涯上更進一步，我應著手找一個能夠獲勝的選區。但我又覺得從情理上講我應該在達特福德再競選一次。如我現在離開達特福德，讓他們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另找候選人是不對的。另外，恐怕很難想像我在第二次竟選運動中會產生與剛剛結束的第一次競選運動類似的影響。我已經極其疲憊，固然沒有一個從政的人當提到選舉時會不感興奮，我仍覺得在很短的時間內再來一次竟選運動對我不是一件令人嚮往的事。

我早就決定搬到倫敦去。由於有了J·萊昂斯公司的工作，我可支配的錢多了些。於是我在皮姆里科的聖喬治廣場公寓租了一套不大的房子。老索華德先生從達特福德來幫我裝飾房子。有了房子，我可以經常與丹尼斯見面，比在達特福德嘈雜的保守黨活動中見面更為輕鬆。

我也學會了開車，並有了自己的第一輛車。我姐姐穆里爾有一輛父親在戰前花129英鎊為她買的福特牌汽車，現在給了我。我的福特車在達特福德無人不知。我再次被接受為達特福德的候選人後，這輛車真為我幫了大忙。結婚後，我以幾乎以與原價相同的價錢將它賣了。

1951年10月，舉行了大選。這次，我又將工黨議員諾曼·多茲的優勢減少了1000張票。當聽到全國選舉結果——保守黨現在在議會擁有比工黨多17個議席的優勢時，我欣喜若狂。

我在達特福德期間又認識了許多黨內要人。1949年安東尼·艾登（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牛津）在達特福德的足球場向一次規模很大、群情激昂的群眾集會發表講話，我提議向他表示感謝。第二年，我又在艾伯特大廳召開的保守黨婦女集會上作為讚揚丘吉爾和艾登的領導才能的動議的附議者講話，丘吉爾熱情地致答辭。能夠見到這些大人物本人並與他們交談，對我來說真是十分難得的機會，因為在格蘭瑟姆的時候，我常與家人坐在無線電旁聽他們講話，他們的講話使我倍受鼓舞。1950年，我被確定為參加保守黨全國聯盟執委會的保守黨畢業生代表。這次會議使我第一次詳細瞭解黨的全國組織情況。

但使我感興趣的總是政策，而不是組織情況。假期期間，我常常到斯溫頓學院上課。院長雷吉·諾瑟姆慷慨大方，很會關心人，是約翰·麥納德·凱恩斯的朋友。他在30年代時曾到南威爾士親身體驗失業者的生活。他教導我們真正的政治戰役是爭取“民心和民意”。我經常應邀在斯溫頓及不同選區的保守黨政治中心的會議上講話。　這時候，　我開始考慮“統一的國家”、“資產擁有的民主”及“安全網（社會保障福利）”等人們廣泛提到的概念對政策的真正影響。

在我的日程中，最重要的社交活動是議會開幕前夕，艾爾夫雷德·博瑟姆爵士——梅德斯通選區的議員——在他的卡爾頓花園區5號的富麗堂皇的家裡舉行的聚會。院子裡搭起了幾個大帳篷，燈火輝煌，暖風習習，篷子裡大人物及像瑪格麗特·羅伯茨不太偉大的人物歡聚一堂。艾爾夫雷德爵士高興地把自己稱為戰爭期間經常舉辦此類聚會的倫敦德里夫人的繼任者。他這個人外表看來為人和氣，容易相處，你將很難想像他是一個設計紐約的最早的一些摩天大廈的天才。他對我尤其熱情慷慨。我就是在他的家裡結婚的，婚禮招待會也是在這裡舉行的，也是他提議為我們的幸福乾杯。

我是在12月的一個寒冷多霧的日子在城市路的威斯利教堂結婚的。結婚儀式在倫敦舉行對大家都更方便。格蘭瑟姆衛理公會牧師、我們的老朋友斯金納協助城市路的牧師斯皮維主持儀式。然後，格蘭瑟姆、達特福德、埃里斯及倫敦的朋友們回到艾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