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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內閣的1／3人員被撤換，包括雷吉·莫德林、基思·約瑟夫和愛德華·博伊爾在內的一代新人進入了政治前沿。此事給我的教訓是：每次改組都應設法在政府中任用一些年輕人，以避免出現排長隊的現象。可是，這次改組被麥克米倫笨拙的補救做法而搞砸，他的地位再也無法恢復。

因許多明顯的和不太明顯的原因，我們已經遇到了麻煩。通貨膨脹開始急劇上升，為控制通貨膨脹開始實行以“停止加薪”和“指路燈”為形式的收入政策，勞資糾紛、特別是機械和造船業的罷工，使得1962年損失的工作日比1926年大罷工以來的任何一年都多。政府沒有從問題的根源即工會權力上著手處理，而是透過成立“全國經濟發展理事會”——不久又增加了一個“全國收入委員會”——與有組織的工人按照“總體主義”方式進行交易，從而對英國問題的癥結從根本上接受了一種集體主義的分析。

更嚴重的是，全國各地已可察覺到一種新滋長的情緒，即認為保守黨執政時間太長了，已走入迷途。當大多數的百姓也許只是模糊地感到應是“有所改變的時候了”，那麼政府的最危險時期也就來臨了。1962年秋天政府又陷入另一種麻煩之中。即撒爾間諜案，費爾比逃往蘇聯，這證實了對他自30年代起一直充當克格勃雙重間諜的懷疑。1963年夏又出現了普羅夫莫醜聞，這一切使政府陷入關於它敗落和無能的流言中。如果政府自身強壯健康，這些麻煩不足以懼，但這些使人難堪的事件所影響的是一個全面欠佳的政府。

歐洲是導致“欠佳”的主要原因之一。1961年10月，哈羅德·麥克米倫授權特德·希思為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而進行艱苦的談判。在很大程度上由於特德的執著和重大貢獻，多數問題看起來馬上就可以解決、包括如何解決英國與共同體在農業和貿易上的聯絡。但1963年1月，戴高樂將軍對我國的加入投了否決票。那時候英國國內對歐洲沒有大大的好感。我和公眾的看法一樣，認為過去我們低估了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潛在好處。無論歐洲自由貿易協會還是我國與英聯邦和美國的關係都不能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貿易前景，現在已到了我們加入歐共體的時候了。我是歐洲婦女聯合會的積極成員，這一組織於1953年成立於奧地利，目的是推動歐洲一體化。我參加了聯合會“司法小組”，其工作是就涉及法律與家庭的問題進行辯論。我主要把歐共體看作一種貿易框架——一個共同市場，對於那些關於“歐洲”的理想主義的說法，我既不贊同，也不認真對待。事實上，現在我才明白，戴高樂將軍當時比我們更具洞察力，他如下言辭曾使我們深為惱恨，幾乎招致一致的譴責：

英國實際上是個島國，靠海生存。她透過自己的各種交往、市場和補給線與形形色色的、通常是最遙遠的國家連在一起。她基本上從事產業和商業活動，而只有少量的農業……簡而言之，由於其本質、結構和特殊的處境使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有深刻的差別……

但他還說：

如果布魯塞爾談判短期內不能成功，沒有什麼可阻止共同市場與英國達成一項旨在保障交流的合作協議，也沒有什麼可阻止英國和法國保持、尋求和發展它們間在各領域的直接合作……

顯然，如果這是戴高樂提出的真正建議，這要比10年後英國成為歐共體成員時最終同意的條件更能反映英國的利益。我們也許錯過了最好的一趟歐洲客車。不過，當時哈羅德。麥克米倫在他的歐洲冒險事業中已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資本，他的不光彩的垮臺使我國的外交政策失去了主要目標，也使大眾形成了政府已失去方向的印象。

1963年1月休·蓋茨克爾的英年早逝對工黨是個悲劇。哈羅德·威爾遜當選該黨領袖。儘管他缺乏蓋茨克爾已贏得的名望，威爾遜本人對我們是個致命的政治威脅。他知道如何討好報界以產生最佳效果。他會製造那些意思含糊的詞語來保持工黨的團結（如：“有計劃的收入增長”而不是“收入政策”），他也可以以休·蓋茨克爾根本做不到的方式激怒哈羅德·麥克米倫。如果說蓋茨克爾比威爾遜更具政治家風範，那麼威爾遜則絕對是個更有成就的政客。

由於這些因素，當沉悶的1963年快過去時，參加競選的保守黨人的形勢一落千丈。7月份時工黨領先20個百分點，10月初在工黨年會上哈羅德·威爾遜關於“白熱化”的科學革命的華麗而淺薄的演講使國人、或至少使評論家們橫生出許多想像，沒過幾天又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件，亞歷克·道格拉斯一霍姆向正在布萊克普爾召開的保守黨年